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始终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邓小平多次表示，愿意为科技当好后勤部长。1979年11月1日，在纪念中国科学院建院30周年茶话会上，邓小平说：“能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是我最大的愿望(《中国科学院年报》(1979)第1页)。”这感人肺腑的话语，深深地打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的综合研究发展中心和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基地，也是邓小平关心最多和支持最大的科研组织之一。回顾中国科学院建立和发展的历程，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20多年来，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邓小平的关怀和心血。　

　　为科技当好后勤部长　　

　　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中国科学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汇聚了一大批各学科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5年，中国科学院已拥有106个研究所，24714名科技人员，基本上形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中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中，中国科学院成了“重灾区”，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67年，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委员会(原新技术局)所属的47个研究所被划出，从而导致中国科学院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随后，在以剩余力量重新筹组研究所时，又遇到了领导班子不健全、所址无着落和科技力量大大削弱等严重问题。1969年，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中“改”的阶段时，中国科学院作为“资产阶段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的单位，被视为应该打碎、砸烂的机构，撤消了各大行政区分院，有43个院直属科研机构下放给地方，实行地方领导或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到1973年，中国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仅剩13个，有43个研究所实行双重领导。其中原技术科学部的变动更为惊人，原有24个研究所，经合并、撤消、下放，到1975年仅剩下6个，减少了75%。“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仪器及实验室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如，被撤消的北京植物园，改为供应副食品的基地，种子、标本以及图书资料损失严重。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撤消后，器材、物资被处理。心理所撤消后，实验室设备被无偿调拨给其他单位。粉碎“四人帮”以后，科技领域百废待兴，百事待举。面对我国科学技术的状况，邓小平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认为，我国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必须抓科学和教育。实际上，我国现在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的。邓小平复出后，首先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并且一再表示，愿意为科研工作当好后勤部长。邓小平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邓小平对于中国科学院的恢复和发展给予了巨大支持。

　　根据他的指示，“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地方的一批重点研究所重新收回科学院管理，被占用的科大校舍和研究所的所址，陆续归还中国科学院。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声学研究所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曾经为我国的水声学研究做出过突出成就，受到国务院的表彰。然而，“四人帮”硬是把这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肢解了。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汪德昭写信给他，要求恢复国防水声学。邓小平十分认真地看了来信，当即挥笔批示：“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处理。”几经周折，这支水声学队伍才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迁址重建，也是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实现的。当时，中国科学院筹划在半导体理化分析中心原址上重新建立理化分析中心。邓小平知道后，从国际半导体高技术发展的总趋势及国家半导体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重建一个新的半导体所。他亲自帮助选址，并从唐山调来基建工程兵参建。新建的半导体研究所现有2个国家工程中心、3个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和1个院级开放实验室，为圆满完成国家“六五”、“七五”和“八五”科研任务，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两年内，共恢复、新建研究机构46个，全院独立研究机构达110个，比一九六五年的106个还多4个。到一九八八年底，全院共有研究机构123个。各类人员共83969人，其中研究技术人员为44590人。

　　同时，还建设了一批重点科学实验工程，如：高能物理加速器、天体物理实验基地、空间中心、遥感卫星地面站以及栾城、桃源、海伦3个农业现代化科学实验基地。　　

　　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工作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发挥的如何，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要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就要为他们排忧解难，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早在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为了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应该给予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这一指示，曾一度作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贯彻落实。但是在10年浩劫中，又被彻底否定了。“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遭受岐视，部分老科学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扣发了工资，调换了较小的住房，被迫离开研究工作岗位；中年知识分子工资偏低，多年得不到提级，住房条件差，家庭负担重，根本谈不上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从1975年起，特别是1977年邓小平主持科技和教育工作以后，多次强调必须解决这个问题。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当然一谈到这方面，就会遇到许多困难。对于这些困难，要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比如说，在科研队伍中可以先解决一些比较有成就、有培养前途的人的困难，这些人不限于是老同志还是中年、青年同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6页)邓小平不仅这样说，而且还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常以长者的爱心关怀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他对陈景润的多次关心和帮助，早已传为佳话。陈景润结婚后，多年两地分居，生活上得不到照顾，住房很困难，科研条件也不好。这些问题都是在邓小平的关心下解决的。

　　邓小平对黄昆的关怀，又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人士，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页)但不久就展开了“批邓”，邓小平的这一指示未能实现。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又在多种场合几次提到这件事，终于在1977年将黄昆调到半导体所任所长，并从陕西省调来了党委书记，从建委调来了管后勤的副所长，使半导体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7—1983年，半导体研究所共获各种科技奖励40项，其中，科技大会奖11项，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5项、二等奖19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2项。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邓小平的亲切关怀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为了提高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1977年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起草了《科研津贴暂行办法》的报告。邓小平于11月22日作了批示。在批示上，邓小平写道：“拟同意！对他们还可以在住房等方面给予帮助。”按照《科研津贴暂行办法》的规定，在科研工作中有发明、发现或作出成绩的科技人员，分别每月给予50元、30元或20元津贴，后来为扩大津贴的面，又经邓小平批准，增加了津贴10元的档次。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几十元钱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晋升一级工资也才5～6元。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科技人员的收入也随之相应得到提高。

　　在“文革”期间，科学院基本上没有盖新的宿舍，“文革”前，科学院的住房就已相当紧张，“文革”后，住房严重不足更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虽然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科技人员热情很高，但正如有些科研人员所说的：“回到家里，地方小、孩子闹，根本安不下心来钻研。”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中国科学院京区各单位职工总数两万多人，其中申请要房的达5045户之多。长期以来，申请结婚无房，三代同堂，大子女同室，高级科研人员以及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原有住房被挤掉等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影响了科研生产，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京区助研以上研究人员共1505人(恢复评定职称以前的统计)，急需调整住房的有1098户，占75%，其中三级以上研究员95户，副研究员201户，助理研究员802户。

　　为了解决职工住房困难，1977年8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拿出2千万元资金，尽快建造一批房屋，解决科研人员住房的严重困难。”1978年1月17日，中国科学院写了“关于申请宿舍用房的报告”，要求主管部门帮助科学院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困难和400户两地分居问题。这一报告立即得到邓小平的批示，中国科学院盖了一批宿舍。据统计，1977年中国科学院用于建宿舍的基建面积为55184平方米，到1979年增至221979平方米，改善了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

　　技术职称，是衡量科技人员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志，恢复技术职称，表明了知识分子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对于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提高科技队伍的整体科研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主持科技和教育工作不久，毅然决定恢复技术职称制度。中国科学院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时间内，有大批科研骨干晋级，据不完全统计，全院晋升助理研究员、工程师的有4000人，晋升为副研究员的有900人，还有一批在科研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骨干越级晋升。中国科学院恢复技术职称制度，也影响了全国，到1982年底，全国有100多万知识分子获得了高、中级技术职称，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千方百计增加科研的经费投入　　

　　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是：规模大、速度快、综合性强，涉及的因素很多，同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科技成果应用以后的经济效益很大，另一方面，在科研工作中，又需要足够的经费支持。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资金比较匮乏，又要重点地加快发展科学技术，这就会带来一定的困难。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的解决，多次强调要千方百计地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

　　早在1950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出席政务院讨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会议上就指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为此，尽管国家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给中国科学院以巨大的财力、物力支持，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1950年，国家拨给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经费为287.2万元，到1965年，已增加到335485万元，增加了近117倍。这期间，中国科学院从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单位发展为具有5万人的科学大军。一大批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我国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科技事业百废待兴，国家财力有限。1977年8月，邓小平在出席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指出：“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有些实际问题一下子还解决不了。我个人认为，科研、教育经费应该增加。但不能希望马上增加很多，要在困难条件下，尽力把工作做好。原来条件比较好的，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尽快把工作搞上去；原来条件比较差的

　　，要逐步改善。那些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困难，要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7页)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再一次强调，要增加科技、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邓小平指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的经费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又说：“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今年因为财政困难，只能照顾到重点，但是，从明年至迟从后年开始，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由于邓小平对科技事业的的支持和关怀，中国科学院的基建投资逐年增加，由1978年的8454万元增至1979年的18426万元，超出了中国科学院建院30多年的任何一年。中国科学院的经费也由1978年的32611万元增到1979年的53454万元，到1984年，国家拨给中国科学院事业经费增至7390299万元。当时，若干重大项目，都是由中央直接拨款，这对中国科学院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9年9月9日，方毅向邓小平写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出口创汇的请示报告》中说，科学研究需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元器件、特殊材料等，但国家外汇紧张，历年分配给科学院的外汇指标很少，由于缺乏必需的先进器材设备，许多科研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为了解决资金的不足。科学院有些成果，可以搞点小批量生产，还可以复制动植物标本以及来料加工等创汇，用以补充科研器材的经费不足，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准备由科学院筹备建立一个科学仪器公司，统一经营，统一对外。邓小平于9月13日作了批示：“科研所需外汇，国家既无力支付，他们自己能够想些办法，我认为应全力支持。”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于1980年3月27日，创建了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公司，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该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截止1996年，完成进出口总额近9亿美元，成为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外贸企业之一。为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建科研工程中心及国家高技术项目引进了大量仪器设备，使这些实验室的技术装备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遥感飞机、分子束外延、核磁共振谱仪、电子显微镜、电子束曝光机、质谱色谱联用仪等高精尖仪器设备的引进，为广大科研人员完成国家重点任务，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手段。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对做好科研后勤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邓小平强调，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是加强领导班子的重要内容。

　　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科技工作汇报提纲》时指出：“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接着又说：“一个单位有三个人要选好，党委统一领导，书记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是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接近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是管后勤的，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邓小平文选》第33页)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98页)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把做好科研后勤工作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党委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求各级领导要充分重视，认真做好。

　　中国科学院认真贯彻了邓小平的上述指示精神。例如：1979年3月2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作出了《关于把全院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科研上来的几点意见》，其中的第六条便是大力搞好生活后勤工作。指出：各极领导要关心群众疾苦，搞好生活后勤工作。对广大群众的生活福利要给予重视，凡是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目前的情况下，首先要注意改善科技骨干的生活条件。各级党组织和后勤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多多帮助科技人员和职工解决各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的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科研后勤工作，在研究所的领导班子配备上，注意挑选责任心强、甘当无名英雄、任劳任怨的同志负责科研后勤工作。

　　1956年，中央调张劲夫到科学院工作时，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找他谈话时说，你到科学院工作就是要为科研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这些话对他影响很深。

　　张劲夫到科学院工作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地区的建设开始不久，为了搞好规划和协调各个研究所的工作，他建立了“二·五”常会制度，每周的星期二、星期五，要召开中关村各个科研单位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主要是解决中关村地区有关科研后勤工作的问题。

　　1960～1962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生活很困难，张劲夫跟大家一样吃大食堂。为了改善科学家的生活，他亲自找了农垦部的负责人王震，解决了一些副食品如大豆、鱼、肉等。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回忆起，张劲夫在科学院工作期间为做好后期保证工作，给予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认真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做好科研后勤工作的指示，时刻关心科研人员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原中国科学院行管局局长武炳升介绍，胡耀邦一到科学院，首先到各个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每到一个研究所，总能收到几封信，信中反映的问题很多，凡是住房困难的问题，胡耀邦就批给他，当时文革时期，问题成堆，科研人员的住房困难成为影响他们工作、生活的最大问题，也是胡耀邦最关心和要设法解决的问题。一次，胡耀邦到物理所、生物物理所、“优选法”推广办公室(应用数学所前身)的集体宿舍了解情况，当胡耀邦看到集体宿舍拥挤不堪，新分配的大学生和新婚夫妇，因没有房子住，不得不采取相互轮流居住的办法过星期天，今天某人的爱人来，同宿舍的其他人便搬了出来，挤在楼道或楼梯间过夜。胡耀邦心情十分沉重，他急的在集体宿舍的屋内来回踱步，一边踱步，一边叹气地说，这怎么行啊，得想个办法解决。回来后，他把刘华清以及院计划局的有关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商量怎样用最短的时间，解决科研人员的居住困难。他说，能不能先借一批房子。可是在那个时期，住房困难是普遍的社会问题，哪里会有空房子借给我们呢？总之，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后来决定，先建一批活动房子，暂时解决一下居住困难，然后申请基建经费盖房子。于是，各个研究所陆续建了一批活动房屋，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了。理论物理所、天文台等单位当时就在活动房子里办公，一批大学毕业生和后来的研究生也居住在活动房子里。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就曾经居住在这样的活动房子里生活和学习完成了博士论文，每当马志明回忆起在活动房里度过的三年生活，总是百感交集。

　　方毅主持科学院工作时，认真贯彻邓小平做好科研后勤工作的指示，努力为科研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1976年，由于“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后果，冬季不能正常供暖，严重地影响了科研工作和群众生活，尤其严重地是，917大楼由于煤供应不上，锅炉停火，冻裂了水管，损坏了供水系统，冻坏了仪器、标本，科研人员不能上班工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方毅听到917大楼三个研究所近千名职工不能上班工作，十分着急，立即到现场办公，令行管局局长武炳升带领水暖工和维修队配合三所后勤人员日夜抢修，每天抢修的情况，当天必须向他及时报告。通过一周的工作，恢复供暖了。方毅听到这个消息后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鉴于917大楼的教训，在方毅、李昌的直接关心下，根据高登榜(原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主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多次具体指示，中国科学院行管局集中力量，每年提前抓冬季取暖用煤，及时检修管道，组织中关村地区和城区的维修队伍，协助917大楼、北郊祁家豁子地区进行锅炉检修，维修供暖管道，保证了冬季的供暖。

　　每年春节，当家家户户都在欢渡节日时，方毅放心不下，惦记着职工的冷暖。除夕之夜，他亲自到中关村的各个锅炉房了解供暖情况，慰问在节日中坚守工作岗位的工人师傅，使这些节日加班的工人深受感动。

　　北京中关村地区的“四不要”礼堂翻建，也是在胡耀邦、方毅的直接关心下完成的。

　　所谓“四不要”，是指1958年国家建委推荐的一种新型建筑材料，这种建材采用炼钢的炉碴压制成的一种空体砖，由于采用这种建材建筑的房屋，不用水泥、木材、钢筋和砖瓦，而称为“四不要”。

　　中关村的“四不要”礼堂便是采用这种建材建筑的俱乐部，在60年代建成后，规定允许使用10年。当时全国采用这种建材建筑了4个试点工程，其它三座相继倒塌。北京中关村地区建的这个实验性建筑也早已在1963年被国家建委列为危险用房，禁止使用。唐山地震以后，该建筑已经封闭。

　　所以多年以来，中关村地区没有一座大型的公共建筑，给广大职工的大型会议和文娱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为此，1975年，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时，曾多次指示，尽早翻建“四不要”礼堂。

　　1977年方毅主持科学院工作后，中国科学院向财政部写了报告，申请了40万元的翻建经费，使得中关村的“四不要”礼堂得到彻底翻建，到1979年，翻建的中关村礼堂峻工。原来的俱乐部仅有500个座位，翻建后面积扩大了二倍，座位增至1600人，为中关村地区开展大型学术活动，丰富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条件。

　　中国科学院机关的礼堂、食堂、车库、人防工程(简称四合一工程)的建设也是在胡耀邦、方毅等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完成的。

　　1975年，胡耀邦到科学院工作时，看到中国科学院机关只有一个容纳100人就餐的简易食堂，当时700多名机关工作人员就餐困难，部分职工不得不自带饭盒或在外边就餐，胡耀邦很着急，他仔细地查看了院机关的环境，看到院机关院内，前、后、左、右，都没有地方，就决定，建地下人防工程、食堂、车库和礼堂工程采取四位一体建筑，即在地下建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上面建食堂和车库，再在食堂和车库的上面建礼堂，并请来了建筑设计院的同志，

　　设计了图纸。工程还未及上马，便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项计划被迫停止。

　　1977年，方毅来到科学院工作，仍关心着院机关职工就餐问题的解决，在胡耀邦提出的建

　　设方案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施工方案，施工用地涉及到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车库，经与

　　国家计委协商，中国科学院用14套2居室的住房换回了施工用地。

　　为了使工程能够得到批准，方毅为此专门给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写了信，说明情况，得到谷牧的支持，列为特批的施工项目。但是当时施工还要排队，施工队伍不好找，施工所需的建筑材料供应困难。为了尽早施工，方毅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希望由中国科学院组建一支500人的施工队伍，得到邓小平的批准。为了解决施工中所需的建筑材料，中国科学院行管局的负责人找到当时在北京市负责建委工作的李瑞环，得到李瑞环的大力支持。

　　1977年7月，中国科学院的“四合一工程”正式动工，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于1978年10月竣工，交付使用。

　　建成的“四合一工程”，地下是800多平方米的人防工程，一层为食堂和车库，食堂可容纳800人就餐，车库可以停放20辆车，在一层的上面建了一座有1200个座位的礼堂，解决了机关职工的就餐困难，以及院机关召开大型会议，进行文艺演出、放映电影的场所。

　　当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机关，看到当年建设的礼堂、食堂、车库时，不禁想到邓小平为科研当好后勤部长，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这一桩桩、一件件生动感人的往事，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