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于1955年6月。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学部成立大会。参加第一次学部大会的学部委员有199名，1957年和1960年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学部委员大会。学部成立后在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进行学术领导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均起过积极的作用，受到国内科学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但是，自从1960年4月第三次学部委员大会以后，学部委员会的活动明显减少。十年动乱中学部委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各学部被宣告为“砸烂”的单位，学部活动完全停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学术领导和科学管理，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正式恢复了已停顿多年的学部活动。1月26日召开了在京学部委员的春节茶话会，王震、方毅、邓颖超出席并讲了话，起到了平反与恢复名誉的作用。3月29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请示关于学部的几项工作，一是增补学部委员，二是修订学部章程，三是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鉴于过去选聘的199名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有三分之一以上已经去世，尚健在的117名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已超过73岁，增补学部委员就成为恢复学部活动的先决条件。为此中国科学院在1979年5月向全国发布了关于增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通知，并着手制定学部委员增补办法。
1980年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共有84名学部委员出席，讨论了学部性质、任务、章程与机构等问题，并为选举增补学部委员进行准备。经各有关方面的推荐，并经学部委员会议多次酝酿、评审，选出376人作为正式候选人。1980年11月26日，学部委员分学部采用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新的学部委员，结果283人当选。198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这283位科学家正式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这样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总数达到了400名，他们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27个部门，43所高等学校和114个研究单位。
1981年5月11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这次大会是在全国政治上安定团结，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形势下召开的，也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和大力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情况下召开的。时隔21年，成立初期聘任的学部委员而今已是两鬓斑白，他们为在有生之年能再次重聚京城而互致祝贺，为已故的老友们深深默哀，为过去了的坎坷经历互诉衷肠。新当选的学部委员生机勃勃，他们为能进入中国最高学术机构而自豪，也为肩负的使命而深感责任重大，老友新朋人人饱含着热情，个个满怀着希望。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邓颖超、赵紫阳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座谈会，胡耀邦、万里、方毅等亲切会见了到会的学部委员，胡耀邦作了重要讲话。
大会执行主席李昌主持开幕式，副院长严济慈致开幕词，方毅院长作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
抚今追昔，代表们深切缅怀那些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已故老一辈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童第周等人，他们先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以后去世，为祖国科技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德高望重的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他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科学院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方毅院长在他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了中国科学院粉碎“四人帮”以来4年的工作情况，阐述了学部的性质和作用，指出正在召开的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最高决策机构，是党和政府依靠科学家的具体体现与组织保证。学部工作要促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是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成果，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中国科学院在科学技术方面起到参谋部的作用；第三，希望学部委员在科学技术同社会经济的结合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周培源副院长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草案）的报告；华罗庚作数理学部工作报告；卢嘉锡作化学部工作报告；贝时璋作生物学部工作报告；尹赞勋作地学部工作报告；李薰作技术科学部工作报告。
大会讨论通过了方毅同志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章程对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与办院方针作了明确规定，重申“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其办院方针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
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辞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根据《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大会选出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严济慈、李昌、吴仲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化学家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钱三强、胡克实、冯德培、李薰、严东生、叶笃正当选为副院长。
会上，学部委员就有关中国科技发展、科技体制改革及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建议，在各学科的发展方向、国家稀有珍贵资源的有效利用、加速发展核电、加快人才培养、设立流动编制、推动学术交流、促进协作等问题上也提出了建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以后，各学部围绕着“充分发挥学部委员作用，加强学术领导”这一中心开展了大量工作。
1、评议研究所。自198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各学部开始组织了评议研究所方向任务，审查现有课题和批准新开设的课题，其中着重审议重点科研项目和重点课题；评议科研队伍的建设以及人才的使用安排；研究提高研究所学术水平，加强学术领导以及重大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等。到1984年，各学部组织学部委员及各学科专家，先后评议了中国科学院的42个研究所，285个重点科研课题。这些评议工作，一方面对有关研究所的工作有所促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院领导较深入地了解有关研究所的学术水平和存在的问题。
2、审查和论证重大科研项目。1981年以来中国科学院上马的全部大型科研项目都经由有关学部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同时对于以前上马的全部大型科研项目也进行了审查。通过审查和评议，较深入地交流了情况，进一步论证了一些专题或项目的重要意义，明确了研究重点，对重要研究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保证和推动作用。
3.开展科技咨询。
在1984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中央指示，决定将学部由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
学部委员本着对国家、对科学技术事业负责的精神，就我国经济建设，科技事业和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大科技问题，积极主动地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咨询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986年初，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学部委员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对我国发展高技术的建议”，立即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国务院以此为契机，责成有关部委组织近200名专家制订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现在“863”计划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并正在向纵深发展。
自1986年至1989年底，技术科学部组织学部委员和有关专家160多人，完成了“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原料路线的建设”等6项“主动咨询”报告。地学部从1987年初到1994年上半年，先后组织学部委员开展了17个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的主动咨询项目，并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提交了咨询报告，如“黄河整治与流域开发研究工作需要总体设计和统一领导”、“关于海洋资源开发中若干问题的建议”。李鹏总理等对这两个报告作了批示，认为是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两大战略性问题，应考虑列入“八五”科技计划，适时组织实施。
生物学部1994年向国务院报送的“加强生命科学人才培养，迎接21世纪”的咨询报告，李岚清、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中国科学院院刊》1994№4第299～302页)。
1990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学部作为最高咨询机构的作用，多次委托学部负责进行国家重大项目的咨询工作。1990年初，国家科委主持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国家计委主持制定“八五”科学技术攻关计划时，在提请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都郑重委托学部进行咨询。各学部还对国家科委委托的“攀登计划”的立项进行了咨询评议。1993年受国家计委的委托，完成了国家“八五”科技攻关计划中18个重点项目（领域）的中期评估报告。1995年受中央办公厅委托，组织院士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进行多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还完成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关于国家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远规划的委托咨询任务以及中国科学院“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远发展规划的咨询评议。
1990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加快发展，优秀科技专家大批涌现的新形势，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报告，国务院于11月批准了这一报告。1991年增选学部委员200名，此后增选工作两年进行一次，逐步使增选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鉴于学部委员这一称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与世界各国科学院院士同等的地位,1994年1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1994年6月召开的第七次院士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这次大会经过严格的程序，由全体院士选举产生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是中国科技界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的标志之一。陈省身等首批14名外籍院士都是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知名学者。
此外，中国科学院学部在推动中国工程院的组建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自1982年开始，学部就责成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和师昌绪对中国工程和技术科学院的成立方案开展了研究。1992年4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6人又上书中央，建议成立工程院，经中央批示由中国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在学部组织下得到中央原则同意后成立了由18位学部委员组成的筹备组，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即完成筹备任务，于1994年6月与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召开的同时，成立了中国工程院。
设立自然科学基金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上学部委员除完成大会的规定议程外，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尽快开展陷于停顿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当时在重建队伍，确定研究方向后即面临仪器设备的严重缺乏，经费短缺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张文裕等89位学部委员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国家专门拨出一笔资金，设立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基金，以保证基础科学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并发挥学部对全国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指导、协调作用。该建议于5月21日得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的批准，在当时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从1982年起，每年拨出专款3000万元，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了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用于资助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这一建议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天内就获得批准，是有历史背景的。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但许多科学家发现，由于十年动乱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严重破坏，我国与国际科技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接近而且还拉得更远了。例如早在1965年9月17日我国就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但此后的十多年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对青藏高原的考察，国外比国内研究得更多更全面。一些新兴科学如信息科学本来就是空白，经历十多年后仍然没有起色。有些研究所虽在文革中幸免于难，得以保留，但试验工作所需经费严重短缺。而高等学校和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基础研究的经费更感不足。面对基础研究如此困难的现实，89位学部委员怀着对科学事业的强烈责任感，提出设立科学基金的建议，代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自然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科学界寄予的厚望。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是新中国建立后设立的第一个以国家基金形式支持科学研究的全新实践。为了最恰当地使用有限的资金，以取得最大的效果，在基金设置的同时，建立了相应的专家评审系统。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是最高评审机构，由23名来自科学、教育、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地质等部门的学部委员组成，卢嘉锡任主任，严东生、谢希德任副主任。其任务是制定管理办法，审定项目指南，审批重大资助项目，以及决定科学基金工作中其他重大问题。在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实施办法》，按以下原则进行管理：1、宏观指导，自由选题，直接申请。2、同行评议，基金会审定，择优支持。3、按项目一次核定经费，分期拨款，专款专用。4、申请者负责，单位监督保证，定期检查总结。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自1982年开始受理申请项目，短短几年，就取得了显著成绩。
首先加强了国家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支持，对弥补国家计划不足，发掘我国科学潜力，起了积极作用。过去不分研究工作类型，按隶属关系层层切块分配科研经费的拨款制度，导致了基础性研究经费缺乏稳定、可靠的保证。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设立是国家专为基础性研究增辟的一条经费渠道，而且受资助的每一个项目在一定期限内的经费也有保证，使一批有重要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一些亟待开展工作又缺乏经费的科研人员在获得资助后，激动地把基金比做“及时雨”、“雪中炭”。如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梁栋材院士主持的关于“胰岛素三椎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在获得基金支持后，才又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其成果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其次，促进了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以及教学和科研的结合，密切了科研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联系。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有四分之三的经费用于资助高等学校申请的项目，对支持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和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促进科研和教学的结合，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为我国实行科学基金制提供了直接的经验。科学基金的实行，有利于正确掌握经费使用方向，提高投资效果，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于学科发展前沿、高水平、创新性的研究工作，避免研究项目的低水平重复；有利于增强科研人员的责任心、荣誉感，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推动基础研究工作的竞争，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为年轻科研人员的成长和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有利于冲破部门分割、地区分割、单位分割，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科研人员的合作研究和学术思想的交流渗透，加强对全国性大协作和新兴、边缘学科研究项目的支持；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加强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学术领导，避免不适当的行政干预造成工作失误。
第四，推动了基础性研究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践证明，科学基金制是引入国外竞争机制结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成功尝试。有些部门参照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做法，陆续建立了学科基金、专业基金或部门基金，还有一些部门用基金制的办法改革科研管理。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国家科委主持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会基础上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其时有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当时正要精简国家机构，不能再设新的机构，另一种认为成立国家基金委为时尚早。此时又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对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会几年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7月在会见美籍华裔教授李政道时明确地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家都会赞成，不会反对，应该这么办。
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会4年来积累的经验，形成的相当规模的同行评议队伍，以及在实践中成长的我国第一批科学基金管理干部，为科学基金制的健全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863”计划的诞生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计划。仅在科技方面，便有攀登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863”计划等等先后出台。在这些计划中，“863”计划无疑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因为这个计划的产生和实施都和世纪伟人邓小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邓小平科技思想胜利的光辉范例。
科学技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决定国家的兴旺发达，这是邓小平根据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的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
邓小平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特别注重高科技的作用。他认为，21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如此，中国就不能顺利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就不能在21世纪上半叶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中华民族就会继续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华民族世代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纵观世界历史进程，国际间的竞争从来都是非常激烈的。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不断扩军备战，不惜采用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就范，争取战略主动权。苏联从60年代起，既未间断弹道导弹的研制，也未放弃防御导弹的部署，除已有的反导系统外，又部署了新的ABMX－3反导弹系统，并加紧反卫星武器实验。在进攻性导弹已难再作发展的今天，谁若掌握反导弹优势，谁就有可能压倒对方，获得战略优势。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自然不甘落后，经过精心策划，一项雄心勃勃、震惊世界的计划很快便公诸于世：
1983年3月23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坐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通过电视屏幕，向全国电视观众宣布了他的一项“将使核武器成为废物”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倡议）。此倡议除了为美苏两霸争雄显示威慑力量外，也对世界各国高技术及国力发展提出挑战。对此，各国媒体以1977年风靡美国的科幻影片《星球大战》作为该倡议的题目，并大肆渲染。里根为此特在1985年9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作了解释，他说：战略防御不是人们所说的“星球大战”，它是一种防御武器，可以摧毁苏联的洲际导弹，正如高射炮击落飞机一样，战略防御武器就是击落导弹的导弹。他虽然作了如上辩解，但媒体依然将战略防御倡议称为“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上所有敏感的政治家都“嗅”出了这份计划所暗含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从里根的演说中“捕捉”到了“星球大战”计划的实质：美国是从威摄目的出发，提出战略性方向，从而对一系列前沿技术展开了论证及可行性研究。不拘泥最终目标是否实现，但在高技术的各个方面，肯定会有新的突破出现，这就发展了一个国家的高技术实力，从而确保其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即美国企图利用“星球大战”计划达到其在高科技领域中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目的。
面对“星球大战”计划的挑战，世界各国普遍感受到强烈震撼。1985年前后，便有日本的“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的“尤里卡”计划、苏联及东欧集团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印度的“新技术政策声明”、南斯拉夫的“联邦科技发展战略”等纷纷出台，使得“星球大战”计划更加惹人注目。
“星球大战”计划是一项高科技计划，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应用光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前主任王大珩，在了解了“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心中难以平静。他认为，从表面上看，“星球大战”计划只是一个重点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但就该计划囊括了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这一点看，其间除了军事目的外，还有其深远的政治目的。对此，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在这一轮高技术竞争中我们落后了，就有可能被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淹没。中国科学院的另一位院士，“两弹一星”的元老陈芳允恰巧和他有着共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当年搞“两弹一星”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但中国科学家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人家就不得不对中国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我们占据一席之地。基于共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向最高领导写了“发展我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由王大珩起草，并与另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嘉墀、王淦昌商量定稿。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通过非正常渠道呈送到邓小平面前。上面附着一封措辞简短的信，信中写道：“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映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请察阅裁夺。”(马晓丽：《中国“863”计划诞生记》，《新华文摘》1998年第1期)这份建议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送到邓小平手中的呢？据建议的发起人之一王淦昌院士在怀念邓锡铭的文章中回忆：
“1983年，美国政府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老邓（指邓锡铭，编者注）正好在美国访问，他得知消息后，省出全部的费用购买了一大批有关资料。回国后，立即向我和王大珩同志做了介绍。1986年3月2日，由王大珩执笔，我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书’是由老邓交给张宏同志，请他转送给邓小平同志。”(王淦昌：《你走得太早了——怀念邓锡铭同志》科技日报1998年3月26日)张宏接到建议后，深感此事关系重大，便打破常规，利用他的有利条件，直接将此建议送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到这份建议后，迅速作出决断。3月5日，他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文选》第3卷注释100，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又在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和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邓小平文选》第3卷注释100，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因此将这个计划简称为“863”计划。
“863”计划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7个领域作为突破重点，确定了15个主题，组织了众多优秀科学家合作攻关，目的是在高科技领域跟踪世界水平。
对“863”计划的实施情况，正如王大珩在《“863”计划缘起：发展及展望》的报告中所言，已卓见成效。
“863”计划实施至今已10多年了。经过“七五”入轨，“八五”攻坚，参加“863”计划总人数近2万人。为了积极开展工作，除利用已有基础外，已新建立了8个研究发展中心，它们是（民用方面）：1、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实验中心；2、智能计算机系统研究开发中心；3、机器人研究开发中心；4、光电子工艺中心；5、基因工程疫苗中心；6、基因工程药物中心；7、基因工程生物制品中心；8、新储能材料工程开发中心。
10年中共安排课题2800多个，到1995年已鉴定成果1390项，其中550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应用475项，占38.2％；已形成产品133项，占10.7％。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万余篇。
已取得的主要成就有：两系杂交稻，已推广300余万亩，平均单产提高10％以上，最高单产达730公斤；曙光一号与曙光1000高性能计算机达到90年代国际水平，正在投产；6000米水下机器人深海实验成功；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已开工；人工非线性晶体及激光晶体、高温超导材料均属国际先进并有所领先；大型“神光”激光器系统，使我国成为少数具有聚变实验装备的国家之一，由此产生的X光激光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
这些，也许还不是“863”计划的全部，但“863”计划的意义却由这些成就显示出来，这就是，“863”计划把中华民族推上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舞台，鼓舞中华民族奋发图强，赢得竞争胜利，实现强国梦想。
对撞机工程建设的前前后后
1990年8月，第25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在新加坡召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郑志鹏应邀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的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会议执行主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里克特教授评论说：这是一个新的高能物理实验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他们的实验数据，我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目前世界这一能区运行的唯一加速器，而且亮度高于以往的同类机器。感谢制造这台机器的人，也感谢在座的对建造这台机器有过贡献的人，我期望它获得更出色的物理结果。
国际高能物理会议是世界高能物理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出席第25届高能物理会议的有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物理学家。中国代表在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这还是第一次。
许多海外华裔学者说，中国对撞机的成功，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成功和取得的初步物理结果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已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大大提高了。
科学家们在回顾我国建造对撞机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总忘不了邓小平，他们认为，邓小平不仅创立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理论，而且身体力行，是抓重大科技项目的典范。
1981年初，邓小平指示当时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广泛听取国内外有关专家的意见，重新论证。
1981年12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副院长钱三强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请求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邓小平同志仔细研究了专家们的论证意见后指示：“这工程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他还亲自为工程建设点将。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列为国家重点工程，要求在5年左右建成。
1984年10月7日，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邓小平为奠基石亲笔题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亲历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柳怀祖回忆：邓小平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兴致勃勃来到工地参加奠基仪式。他看到老物理学家张文裕便同他紧紧握手，张文裕激动地拉着邓小平的手说：“我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邓小平还和为这项工程做了许多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握手，感谢他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特别是高能物理方面的帮助，希望他继续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李政道教授兴奋地说，他相信在邓小平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必定能建设成功对撞机，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尽力帮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和高能物理研究、人才培养事业。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挥锹铲土奠基，并对周围的人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再一次表示了对发展我国高科技事业的积极支持和坚定信念。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由近万台集中了多种高技术的设备组成的巨大系统工程，其复杂性和面临的技术难关丝毫不亚于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它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是十分巨大的，在对撞机工程进展遇到困难时，邓小平都给予明确而坚定的指示，帮助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难题，确保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他在一期工程简报上批示：“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并嘱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认真加以检查督促。邓小平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对撞机工程的建设者，经过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奋力拼搏，988年10月16日，对撞机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仅仅4年时间，中国的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1988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这一成就，称它为：“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又来到这里和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见面，一起庆祝这一重大成就。
邓小平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汇报，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邓小平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眼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接着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1989年10月6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视察。他说，这一高科技领域的成就的取得，是对撞机工程建设者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和建设对撞机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搞加速器的决心下对了
对于建设中国三大加速器，即位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位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和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邓小平曾于1986年这样谈到：“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决心下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在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3—184页)建设同步辐射加速器是1977年列入我国科学发展规划的。1978年初，中国科学院组成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主的筹备组，开始筹建工作，规定三年左右时间内完成物理设计和若干关键部件的预制研究。当时同步辐射加速器这一高科技研究在世界上刚刚起步。这一装置所提供的从红外线直到软X射线频谱范围的高强度、高稳定的电磁辐射光，用于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世界上还不曾有过应用学科面如此宽广的高科技装置。
1978年3月，同步辐射加速器筹备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决定拨款约200万元搞同步辐射加速器的预制研究。据当年筹备组组长、现中国科学院院士何多惠和预制研究成员、现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研究员裴元基回忆说，搞加速器的预制研究总共不到20人，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条件是艰苦的，破烂的教室，报废的设备，但十年动乱后，科学春天的蓬勃生机给了大家精神上的鼓舞，预制研究人员干劲十足，勇敢地承担下了这一高科技尖端的3年预制研究任务。
1980年6月，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来到中国科技大学，听取了同步辐射加速器预制研究情况的汇报，方毅对搞加速器表示要给予坚决的支持，并说：“卖了裤子也要搞。”
1981年10月，同步辐射加速器按期完成了预制研究任务，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审定会，审定工作由中国科技大学严济慈校长亲自挂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任审定委员会主任，并由严济慈专门指派了10位专家进行成果测试，以后又经过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全国性的多次鉴定论证会，于1982年底中国科学院向国家计委报送了“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设计任务书”，1983年4月8日国家计委正式批文：“由你院(中国科学院)负责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筹建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1984年7月姚依林和宋平亲自出席了国家计委委托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工程扩初设计审定会。在10月召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扩大审定会上，姚依林副总理说：“对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合肥的同步辐射加速器一视同仁，列入国家‘七五’规划重中之重的重点工程”。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建设得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的巨大支持。11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为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的破土动工奠基。
1985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由于国家经费紧张，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建设面临着下马的危险，加速器实验室的科技人员们写信给严济慈，要求继续完成加速器的建设工程，严济慈把这一情况转告了邓小平。中央先后派胡启立、宋健到科技大学了解项目情况，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同步辐射加速器建设终于没有下马，而是克服困难，加紧建设。当时加速器项目土建工程中的钢材紧缺，并由于车皮紧张不能及时从唐山调运到合肥，新华社记者将这一情况写了内参汇报给中央，副总理姚依林为此批文，批评有关方面为什么没有保障加速器建设的物资供应，于是国家物资总局疏通各个环节，迅速保证了加速器土建工程中平价钢材的供应。可以说，包括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在内的我国三大加速器的建成没有中央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安徽省政府也为加速器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以230万元的优惠价格给加速器工程提供了150亩地皮。如今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土建工程获建设部鲁班奖的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实验室，以她美丽神秘的圆型储存环大厅为中心座落在中国科技大学校园内，实验室的科技人员曾不无幽默地说，如果当年没有小平同志和中央的坚决支持，同步辐射加速器实验室大厅说不定会成为适合演马戏的大棚，而不是今天举世瞻目的高科技尖端工程了。
同步辐射加速器工程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在中央、地方和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于1987年11月直线加速器建成出束达到设计指标；1989年4月26日，全机联调成功，发出同步光，标志着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基本建成，提前一年半完成任务，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同步辐射光。1991年10月，5个实验站开始同步辐射实验工作。1992年同步辐射实验室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国家实验室，合肥同步辐射实验室于1993年正式向国内外开放，在国际上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地位，使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又占有了一席之地。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互相补充，在基础科学的前沿领域中形成基地中心，带动了诸多学科的发展。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实力了，人家才能看得起你。同步辐射加速器的成功，正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决策的成功典范。
1991年11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观了同步辐射加速器实验室，并为实验室题写了名称。今天，江总书记题写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九个金色大字在加速器工程圆型穹顶建筑上闪烁着熠熠光辉。到目前为止，合肥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全国已有注册用户100多家，已批准用此光源工作的课题几百个，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超微细加工等众多学科和领域已做出了一大批重要成果。1994年初国家已开始酝酿同步辐射加速器的二期工程建设，1996年，国家科委首批“九五”大型工程第一项就是增加1.25
亿元，在2000年完成同步辐射实验室的二期工程建设。同步辐射加速器将在我国未来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建立
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是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签订的中美科技合作项目，其中有关地面站的条文是：“在合适的条件下，中国购买一个地面站，能接收美国陆地资源遥感卫星包括现正在发展的陆地资源卫星发来的地球资源信息”。
此后，地面站的筹建又经过了一系列具体谈判，签订合同，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重新确认，基本建设，技术培训等，其中包括排除了8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波动的干扰，终于1986年12月建成并正式运行。地面站作为我国唯一的民用航天遥感信息源，它的建立填补了我国在这项高技术领域的空白，开创了我国遥感技术及遥感卫星应用的新时代。
地面站从立项到筹建，一直得到邓小平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1978年7月，邓小平副主席听取了方毅副总理和美国科技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对于引进地面站的问题作了明确批示：地面站设备可以买。8月，中国科学院向计委、科委请求审批从美国引进陆地卫星地面站。11月，有关领导向中央转呈了引进地面站事宜的报告，邓小平又在报告上批示：建议同意报告，不必谈了。11月，国家科委拟定了审批中国科学院引进地面站的意见，呈报给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圈阅。报审意见的要点是：我们拟同意中国科学院从美国引进资源卫星地面站，并应注意同时引进必要的遥感及判读技术，引进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为主，约请有关部门参加谈判的准备工作。
地面站落成时，邓小平欣然命笔题写了站名——“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这9个神采飞扬的大字始终激励着地面站的科技人员为祖国遥感卫星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布艾恩出席落成仪式。
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站十多年来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绩。从建站之初的只能接收一颗卫星发展到目前实现了一站多星，并逐步建成全天候、全天时、准实时、多种分辨率的卫星对地观察数据中心。地面站的遥感卫星数据资料用户从建站初的几十家发展到目前600余家，遍及国务院26个部委和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在全世界10多个运行着的地面站中，该站技术水平始终保持着国际先进水平。在1995年召开的世界运行地面站站长会议上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该站的销售额增长为世界各站的第二位，每年提供的数据服务仅次于美国和欧空局，居17个运行站的前列。
遥感卫星应用在国家众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地面站提供的卫星遥感资料有力地保证了“全国资源环境动态监测系统”，以及“三北防护林现状调查”、“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方案”、“西藏土地资源”、“长江三峡地区水、土壤、植被资源及土地承载能力调查”、“全国荒漠化普查”等重大项目的完成；制作的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卫星影像图，为南水北调选线论证提供了最直观的依据；从1991年开始每年的洪水灾害期间，以及1996年内蒙古草原火灾中，地面站提供的数据图像为捕捉灾情、灾情评估、制定救灾决策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地面站还在发现金矿、开采石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节约了数亿元的资金。
1996年，在地面站建立并运行十周年之际，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地面站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努力建好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李鹏的题词是：“运行十年服务十年，发展遥感成绩斐然”。
“学术刊物要办起来”
在1975年国务院会议讨论《汇报提纲》时，李昌讲到要办一个自然辩证法刊物，于光远也讲自然辩证法刊物很重要，要把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他们两人都是在国内倡导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要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大肆批判各种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潮，这当然是对自然辩证法的歪曲和亵渎，所以李、于两人积极主张要办这样一份刊物。
邓小平听了之后，他是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大的范围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只搞一个？刊物太少了。水平低一点不怕，慢慢提高。没有刊物也不好教育人、发现人才。当时的情况是许多学术期刊基本上都停办了。即使还在苦苦支撑的，“四人帮”还强令他们要登“帮文”。
科学院在1965年时就已出版了60种学术期刊，各自然科学学会出版的学术期刊有94种，文革中几乎全部停刊。
遗憾的是，由于形势突变，邓小平的想法没有能够实现，连自然辩证法刊物也没有能办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经邓小平批准，科学院才出版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
邓小平深知学术刊物在学术交流、百家争鸣和发现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不仅在1975年讲了那番话，1977年8月，他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又专门讲了一大段关于学术刊物的问题。他说：“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现在纸张很紧张，而浪费纸张的现象又很严重，有些不必印的东西印得很多，该印的东西不给印。合理安排很重要”。“有价值的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现在有的著作按目前的出版情况，要许多年才能印出来，这样就把自己捆死了”。11月3日，他在会见美籍学者王浩时又说，一定要办好各种学术刊物，学术论文要在学报上刊登。现在纸张比较困难，原因是浪费太多了。象前天《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文章，所有报纸都转载了，还要出单行本，其实，一些科学报刊可以不登嘛，单行本也不要出这么多，不要浪费这么多纸。(1977年11月3日邓小平会见王浩时的讲话。中国科学院档案。)
正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学术期刊逐渐恢复并有很大的发展。1977年已恢复到41种，1978年更迅速发展，到1988年时，学术期刊总数已达134种，而且还出了22种英文期刊。其中有代表中国最高科学水平、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多学科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科学》，也有专门的学报，以及中级理论与技术杂志和科学普及杂志。
在大量高层次、高质量学术刊物问世的同时，科学出版社积极组织出版了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李四光关于地质力学的一系列著作。秉志、朱洗、戴芳澜等在生物学领域的毕生研究著作，竺可桢、严济慈、杨钟健、尹赞勋、许宝禄、苏步青、郭永怀、罗宗洛、李继侗、刘慎谔的文集，华罗庚、钱学森、唐敖庆、黄汲清、谷德振等的重要学术著作，等等。还出版了《中国土壤》、《中国植被》、《中国沙漠概况》、《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以及《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古生物志》等基本科学资料。胡海昌、杨乐、李惕碚、侯振挺、冯世作、卢强等中青年科学家的著作在出版计划中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给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二次“生命”
在风景秀丽的武汉东湖之滨的徐东路上，座落着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测地所）。每当人们环顾这高楼耸立、绿树成荫、洁净整齐的院落时，就会回想起它那不同寻常的历程，怀念起给予它第二次“生命”的伟人——邓小平。正是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下，1978年恢复重建了测地所，从此迎来了它发展的新时期，使其成为科学春天里绽开的一朵奇葩。
测地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的大地测量研究室，1957年由南京迁至武汉，第二年改为测量制图研究所，1962年与高空大气物理研究所、湖北机械研究所合并，组建成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研究所；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国家成立地震研究队伍，1970年测地所划归国家地震局成为武汉地震大队。十年浩劫中，科技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为继续开展我国天文、大地测量、地球重力、固体潮汐观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靠边站”的我国著名大地测量学家及地球物理学家、原测地所创始人方俊教授，与他的同事及学生们从1972年就开始酝酿恢复测地所。这在当时左倾思想盛行、是非颠倒的时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尽管这个建议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但还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未能实现。1976年祸国秧民的“四人帮”倒台，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生，方俊等又重新燃起了恢复测地所的希望。
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正是在这次科学大会上，作为会议代表的方俊教授出于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把已经写好的关于恢复测地所的信交给大会主席团成员华罗庚教授，请他亲手转呈邓小平。这封信的合作者张赤军研究员至今还记得信里的一些内容：……地球重力学是研究地球重力场时空分布的一门学科，它对研究地球形状、内部结构和外空引力场，以及空间飞行器正常运转与精确定轨起着重要作用，且已经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我们还保留着一批研究队伍，基于这种情况，建议恢复测地所。就在科学大会结束后不久的4月25日，邓小平就在信上作了“这个意见早有人提出，我看是可以的”的批示。（据了解，1973年，著名的测绘学家、原武汉测绘科技学院院长夏坚白教授，在一封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也提到恢复测地所。）同年5月25日，在中国科学院报国务院《关于恢复建立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请示》的文件中，列入了恢复建立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邓小平又在此文件上批示：“拟同意”，并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圈阅。
当得知邓小平同意重建测地所消息后，方俊教授激动万分，他衷心地感谢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对一名科技工作者建议的重视，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亲自关心一个基层科研所的建设。方俊教授曾多次对同事和学生们说，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测地所，尽快开展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期望。
在中国科学院和湖北省的大力扶持下，由方俊、施汉雄、连文彬等组成了筹备小组，他们立即组建机构，调集科技骨干和工作人员，制定学科发展计划。测地所正式成立后，已经是74岁高龄的方俊教授亲自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大家一边艰苦创业，一边重新开始中断了多年的科研工作。
为使测地所有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1979年，中国科学院拨款500万元，在临近东湖风景区的徐东路征地70亩建设新所。1980年，一栋科研实验大楼和三栋职工宿舍楼同时动工兴建。1984年竣工后全所搬入新址，从此，测地所步入了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测地所广大科技人员立志用实际行动证实邓小平批准重建测地所的正确性，要用辛勤的汗水和集体智慧，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尽快缩短在这个领域我国与国外的差距。
经过20年的建设和发展，测地所已成为我国专门从事大地测量学、地球物理学与环境科学的研究机构，设有中国科学院动力大地测量学开放实验室，与国际联网的动力大地测量中心实验站，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湖北省计委环境与国土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江汉平原小港湿地生态站。近十年来，先后与德、比、美、加、英、日、意等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及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据统计，20年来共承担国家基金、国家攻关、“863”、“攀登”、中国科学院重点项目及湖北省、武汉市科研课题1000多项，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有49项成果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兴建亚洲最大的植物标本馆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植物种类繁多，具有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在解放前的一百多年中，各帝国主义国家大量采集我国植物标本资料，肆意掠夺我国的植物资源。建国时，为了研究、保护和科学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当时三个单位的植物标本仅存20万号，这些标本是本世纪初开始，经过几代植物学家的艰辛努力，在无人区冒着生命的危险采集的，是非常珍贵的植物研究资料，早在40年代胡先对植物标本活化石水杉的研究成果就曾经轰动全世界。建国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植物资源考察，科技人员跋山涉水，足迹遍及青藏高原、黄河流域、新疆、华南等地，到1975年经过20多年艰苦的寻找和采集，植物标本逐渐地丰富起来，由解放初的20万号增加到110万号，这些标本对我国的农业、医药、轻工业和石油开采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令植物所科研人员焦虑的是，植物标本的保存成了急需解决的大问题。1975年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标本室还是解放初北平研究院植物所标本室的旧址，面积只有600平方米，只能放得下400套标本柜，而当时该所已有标本柜1500套，所以有1100套标本柜只能放在研究室、走廊、楼梯拐角处，甚至是厕所旁，从研究所（地址在北京动物园内）到相距几公里的西颐宾馆北馆，远到几十公里外的香山北京植物园等11处都散放着植物所的标本，且放置十分拥挤。这些地方都不具备防霉防虫的条件，国家珍贵的植物标本资料面临着遭到毁坏的危险。
情急之下，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陈松柏、汤彦承、路安民等二十位科研人员于1975年5月给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写了长达7页的信。信中写道：由于我们看到国家宝贵植物标本资料受到虫蛀、霉烂而遭受到损失，实在令人不安和痛心，所以特为急需兴建国家植物标本馆一事向您汇报。兴建国家标本馆是当务之急，也是我所多年来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为这件事，我们曾多次反映情况，打报告，贴大字报，新华社记者在1974年11月来所了解过情况，据说在1974年11月下旬“内部参考”上登载了“我们国家急需兴建一个植物标本馆”的消息。但是我们至今未看出兴建植物标本馆的迹象。对此，我们只好向您汇报，希望得到中央和您的支持。
邓小平看到国务院信访室对上述来信的摘报后，立即于6月3日在“要求批准兴建一座国家植物标本馆”的人民来信摘报上批示：“请先念同志酌处”。李先念又将摘报转给了谷牧研究决定。6月11日，由国家建委邀请北京市规划局、中国科学院计划组和植物所有关同志以及来信人等共同作了研究。6月14日谷牧将研究后的意见转呈给了邓小平。谷牧在呈文上写道：“国家需要一个规模较大一点的植物标本馆，但挤在现在的位置不合适，毫无发展余地。我们已告科学院结合长远规划，提出建设方案报批。地点最好设在郊区”。邓小平在谷牧的呈文上用红笔作了圈阅。
现位于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自1976年开始筹建至80年代初竣工，它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植物标本馆，也是亚洲最大的植物标本馆。6层标本楼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设计馆藏标本容量500万份。从标本存放环境及管理水平到科研服务设施和研究条件，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标本馆都堪称为世界一流的植物标本馆。
标本馆的兴建使植物所的标本工作踏上了一个新台阶。通过采集、交换、赠送及购买等途径，标本馆平均每年获得国内外新标本3万份，并装订入库；平均每年借出1500份标本，并寄出1万份标本作国际交换；标本馆每年为国内外专家约1000余人次提供标本查阅服务，还接待社会各界许多涉及资源植物的咨询。国内第一套植物分类普及读物《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就是由该馆专家主持完成，举世瞩目的《中国植物志》部分卷（册）也是由该馆参加编著的。标本馆的科研人员还发表了大量重要的分类学研究论文和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和其它许多国家级、科学院及各部委与地方科研奖励。目前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标本馆正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植物志》编研、中国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高等植物》编研、珍稀濒危植物研究和生物多样性研究等许多重要研究项目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视察长春光机所、大连化物所
1958年9月19日下午，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及随员30多人，在当时的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和、长春市委书记宋洁涵的陪同下，到长春地质学院参观由吉林省委主办的尖端科学技术成果展览会。当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展的是“八大件一个汤”，即：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以及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长春机械所参展的有振动深耕犁、压铸机等。中国科学院两个所的展品陈列在地质宫一楼西侧，当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参观到这些展品时，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十分高兴。他们兴奋地向领导讲解这些展品的作用及科研的经过，邓小平亲切地与他们握手致意。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有一位中央领导对深耕犁很感兴趣，询问了许多问题。邓小平还认真听取了所里的领导和科技人员的汇报，不时点头。1964年7月10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宋任穷等中央和东北局领导再次来到长春光机所参观。尽管当时骄阳似火，但当科技人员听说这个消息后，都不禁高兴的跑到所里主要道路旁和科研楼周围，向邓小平等表示热烈欢迎。邓小平一行先到路西的科研楼二楼参观全所的科研成果，参观光机所研制的天池牌照相机镜头，然后，他们又走到另一所科研楼（218楼）观看150工程底盘系统表演。最后他们在所领导的陪同下，到装校车间参观。邓小平等在听取所领导近几年的科研工作情况汇报时，对光机所从事的激光工程、150等国防工程很感兴趣，对只比美国晚一年研制出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深表赞赏，他高兴地表扬说，这个项目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今后应该多研制出这样有水平的成果。
很多现已退休的老科技人员回忆起当年邓小平对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的关心，仍禁不住十分激动，他们认为，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光机所和光机所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莫过于政治上的关心。光机所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中国科学院的“重灾区”之一，1977年8月，院士王大珩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向邓小平汇报了光机所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情况，邓小平越听越气愤，当即让方毅解决光机所的问题，为受迫害的科技人员平反，使光机所很快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64年6月30日上午，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的陪同下，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参观固液火箭实验情况。现已7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楼南泉回忆当时的情景：邓小平坐在实验观察室的第一排中央，当时担任室主任的副研究员楼南泉站在邓小平身边，一边讲解实验的目的和试制情况，一边指挥工作人员进行实验。从点火到燃烧整个过程仅十几秒钟，试验做得非常成功。看完试验后，邓小平站起来说，很好很好，你们做得很不错。那时的邓小平很年轻，神采奕奕，也很少说话。
动人的故事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科学院的关怀还渗透在点点滴滴之中，感人的事情不胜枚举。这里有三个小故事，循着邓小平同志走过大江南北的足迹，可见邓小平同志对发展科技事业的殷切期望和厚爱深情。
邓小平同志为白暨豚保护研究特批专款。本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对生活在中国长江的神秘的白暨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瑞士伯尔尼大脑研究所所长皮莱里教授向中国科学院要求给他一条小木船，允许他在长江上考察白暨豚；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解剖系主任、著名鲸类学家哈里森教授要求给他1平方厘米的白暨豚皮肤做研究；美国学者渴望得到一点白暨豚的血液，等等。为了揭开白暨豚的神秘面纱，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决定组织班子研究白暨豚，并指令水生生物研究所组织实施。随即成立了全国白暨豚研究协作组，从此揭开了研究白暨豚的序幕。
白暨豚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水生哺乳动物，仅分布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干流中，目前长江白暨豚的种群数量已不足100头，濒临灭绝，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同时亦是世界公认的鲸类动物中最濒危的一种。1980年1月12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获得一头雄性白暨豚，取名“淇淇”，从而开始了世界首次人工饲养白暨豚的历史。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获悉后非常重视，立即指示要千方百计养好白暨豚，并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非常高兴，当即亲自特批专款10万元，用于白暨豚的研究工作。1980年夏天，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来到武汉，指示要视察白暨豚研究工作。消息传来后，全所员工都非常高兴，并做好迎接邓小平来访的一切准备，但那几天天气酷热，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怕天气太热，影响邓小平的健康，说服邓小平不看白暨豚了。但邓小平还是让卓琳携带儿孙们来到了水生生物所。当她们来到白暨豚饲养现场时，看到白暨豚可爱的身影都非常高兴，卓琳转达了邓小平要求一定要养好白暨豚的指示，当时刚刚训练成功白暨豚从人手中取鱼的动作，当一位研究人员拿了一条鱼让“淇淇”从手中作取鱼的表演后，引起了邓小平的孙子的兴趣，他试着要用手拿鱼来喂“淇淇”。研究人员们看孩子太小，而白暨豚的牙齿很尖利，担心伤了孩子。倒是卓琳说不妨让他一试，结果“淇淇”准确地咬住了孩子喂的鱼，大家一片欢笑。
水生生物研究所自1978年10月组建白暨豚研究组以来，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白暨豚的生态学、饲养生物学、行为生物学、繁殖生物学、声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特别是从1980年开始，在世界上首次人工饲养白暨豚获得成功，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赞誉。1986年10月，首次“国际淡水豚生物学和物种保护学术讨论会”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召开。会议之前，国际水生哺乳动物学会负责人特别致函邓小平，建议中国政府应高度重视白暨豚的保护工作。在开展人工饲养白暨豚研究的同时，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还每年2至4次定期赴长江进行野外考察，通过长期的艰苦工作，弄清了白暨豚在长江中的分布、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并正式向国家提出了保护白暨豚的三大措施：在长江石首江段建立半自然保护区，实施迁地保护；在长江建立自然保护江段；建立白暨豚饲养繁殖研究中心，研究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繁殖保护。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国家环保局在安徽铜陵建立了白暨豚养护场；农业部在湖北洪湖江段建立了国家级白暨豚保护区，在湖北石首天鹅洲建立了国家级白暨豚半自然保护区。1992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和国际组织的支援下，一座现代化的白暨豚馆在水生生物研究所落成，“淇淇”喜迁新居，在科研人员的精心管理下，“淇淇”已健康生活了18年之久。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白暨豚研究室也成长起一支高水平的专家队伍，有2人相继担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鲸类专家组成员，2人担任亚洲淡水豚委员会委员。
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白暨豚的保护工作，1980年“淇淇”人工饲养成功后，邮电部就专门发行了一套两枚的白暨豚特种邮票；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发行了面值5元的白暨豚特种纪念币。白暨豚还数次被选为大型体育活动的吉祥物。1996年12月，为支持和推动对濒危珍稀野生动物的拯救和保护工作，我国第一个以水生动物为保护对象的基金会——武汉白暨豚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淇淇”更是成为科普明星，每年都要接待数以万计以中小学生为主的参观者，培养了青少年从小关心环保、热爱大自然的良好风尚。
小平同志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留言。周口店，这个中外闻名的地方。1929年在这里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使周口店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镇，变成了世界闻名的考察早期人类历史的“朝圣地”之一。
北平解放之后，因战乱中断了12年考察发掘的周口店又热闹了起来，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在国家经济困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立即安排制定发掘周口店的计划，这使科学家们感到格外高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先生，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主要发掘专家之一。今天他在90岁高龄时还清晰地记得1955年5月29日发生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上午，贾兰坡先生正在发掘现场忙碌着。邓小平穿着一身布衣服，身边跟着一个年轻人，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来到了周口店，在发掘现场察看地层。发掘现场很大，当时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陈列室负责人的贾兰坡因埋头工作，一开始没有发觉。有一位工作人员找到贾先生，小声在他耳边说：“邓小平来了”。贾兰坡忙迎上去，邓小平很和气，也很精神，一边说一边笑，向贾兰坡询问工作人员的生活怎样，问贾兰坡的身体情况，还询问周口店过去的发掘历史。询问时还每每加上“请问”两个字。邓小平也知道四十年代初北京人化石丢失，很关心查找下落的事。贾兰坡院士回忆说：“邓小平同志的风度悠然自得，边说边笑，不说话时常抿着嘴笑，与普通客人一样，没有区别。邓小平同志还诙谐地说：‘我是外行，来看看。’”邓小平让贾兰坡领着他看看工作情况，在陈列室里看了一些标本和模型，邓小平说：“工作不简单，累不累？”贾兰坡回答：“工作高兴就不累。”邓小平来到贾兰坡的办公室，贾兰坡请邓小平签名题词，邓小平在签字簿上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件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是对人民事业的重大贡献。同志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就。我们相信，在人民民主政权的鼓励和帮助下，必将获得更伟大的成就。”临走，为了不惊动别人，邓小平不让贾兰坡送，就这样又毫不声张地走了。
在此以后的40多年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经过艰苦的发掘，正象邓小平在题词中预言的那样，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1972年，在原来的陈列室背后盖起一座新的陈列馆，面积约1000平方米，为原来的3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恢复周口店遗址陈列馆的原有特色，从1978年冬起对陈列内容又进行了调整，于同年12月6日举行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纪念会期间正式开放。今天的周口店遗址已成为接待中外对古人类学、考古学感兴趣的来宾的旅游胜地，也是对大中小学生进行爱祖国、爱人类、爱科学教育的基地。
小平同志在昆明植物所。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1962年的初春，我国北方还是天寒地冻，但有“春城”美誉的昆明已是万物复苏、姹紫嫣红了。当时中央刚刚开完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邓小平来到了昆明，兴致勃勃地视察了位于昆明北郊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
在昆明植物所，邓小平视察了研究室，参观了茶花园，并听取了当时昆明植物所所长吴征镒院士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神情专注，十分认真，在不停地思考着。当听到吴所长汇报到昆明植物所对野生油瓜进行人工驯化栽培工作时，邓小平的眼晴亮了起来。
油瓜也叫油渣果，其含油量在70％以上，比被称为“世界油王”的油棕含油量都高，提炼的油可食用，亦可广泛用于肥皂、油漆、涂料、香料的制造，在医学、国防等方面也有较大用途。当时，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国际上敌对势力的封锁，国内人民必需的粮油供应十分困难。而刚刚开完的工作会议，内容就是总结了建国12年的工作经验，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明确了1962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最紧要的一年。缘于此，邓小平听到有关油瓜的情况时，立刻说，油瓜提炼的油要能够解决人民群众的食用油问题，那意义就更大了。
邓小平离开昆明植物所以后，该所的科技人员牢记邓小平的嘱托，通过艰苦的研究试验，使野生油瓜的人工驯化获得成功。1963年9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赴加纳参加西非科学协会第四届年会，在会上作了《中国南部的一种油料植物——油瓜》的学术报告，受到了与会人士的赞誉。同年所撰《油瓜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及其分类的问题》，入选《中国植物学会三十周年年会论文摘要汇编》。油瓜的引种驯化成功，既缓解了人民食用油缺乏的困难，又增加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
时间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昆明植物所的科技人员一提起这段往事，无不为邓小平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忧国忧民、时时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的精神所感动。
1974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首次访问泰国回来途经昆明时，将泰国农业部送的一盆名贵热带兰花——卡特兰转送给昆明植物所以作研究之用。如今这盆兰花盛开着鲜艳的花朵，寄托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全体科技人员对邓小平深深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