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373页)中国的开放不是权宜之计，“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50年也不能变。50年以后又怎么样?那时，中国同国外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邓小平：《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85年1月20日)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扩大科技工作的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院积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管理能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都起到了良好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科学家们对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还心有余悸。据武衡回忆，那时派人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审批制度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派一位副研究员出国访问，还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外国的科学家到中国访问，也要层层报批，对方是什么政治态度，有无复杂的国际背景，来华的目的是什么，邀请单位都要搞得一清二楚，否则就难过“三关。”
长期的闭关自守，使我国吃尽了苦头，30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决定亲自动手推开国门，让中外科技交流之风自由地吹进中国大陆，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9页)
打开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4月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际学术交流的局面。方毅、李昌、刘华清、钱三强等院领导亲自参加和领导外事工作，每年派出十几个由院领导率领的考察团赴日、美、英、法、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国访问。1977年钱三强率团访问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对这些国家的科技政策、管理体制、基础理论与应用科学和新技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计算机等重点专业进行了解。1979年9月，李昌率团访日，与日本学术振兴会签订了交流备忘录，交流项目涉及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据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统计，1977—1979年三年期间，交流的规模发展较快。1977年请进派出545人次，1978年1158人次，1979年1850人次，三年增长了3至4倍。先后与下述国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科技合作关系：
1978年与德国马普学会正式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规定了交流的形式和每年240人月的交流数额。合作的领域有生物、生物技术、地学、天文学、空间技术等。1978年6月，与德国夫朗和费学会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双方在微电子学、计算机、材料检测、生物技术等领域展开了合作。
1978年10月，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签署了每年每方派出80人月的合作协议，双方在生物技术、软件工程、核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开展了合作研究，还共同召开了科技管理、材料科学、天然产物化学等讨论会。1979年与法国原子能总署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交流数额为100人月/年，在核物理、高能物理、核生物和核医学等领域进行交流。
1979年中美建交。当年1月邓小平访美，方毅作为代表团的副团长与美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技协定，中国与美国开展了包括政府间、研究所间、大学间、企业间和科学家间的官方、半官方和民间渠道的合作。在国家科委的协调下，与有关部门配合，中国科学院同美方签订了13项科技合作议定书。
1980年5月28日，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国科学院对日交流空前活跃，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
在此期间，中国科学院还相继与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意大利科学研究委员会、美国全国科学院，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相应科研机构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中国科学院与国外合作交流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取得一批丰硕成果。例如，澳大利亚邝振锟教授在与中方的两个月的合作研究中，在天文计算机处理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并带出了一批科技骨干。高能所唐孝威与丁肇中教授合作研究发现了“胶子”。郭爱克和姜焕清在联邦德国的工作也取得可喜成果。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先后派出了华罗庚、周光召、吴文俊、黄昆、葛庭燧、陈景润等著名科学家到国外讲学或短期工作，受到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还邀请了国外的知名学者李政道、丁肇中、沈元壤、牛满江、冯元祯，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波特·莱曼教授等来华讲学，取得较好效果。中国科学院报经国务院批准，还聘请了23位造诣较深的华裔学者担任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此外，与许多国家共同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学术讨论会、国际会议。中国科学院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与国际科技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交流的形式更加丰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院已与国际和台港澳地区科技界建立了长期、广泛的合作关系。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大学、公司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70余个院级协议，700余个所级协议。有200多位科学家在各类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聘请了140余位外藉专家学者任院、所名誉或客座教授职务，每年交流人员达6000多人次，举办几十个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友谊与交流。从1994年起，中国科学院先后聘请了31位著名外籍科学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科技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永远值得人们铭记的是，在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中，邓小平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亲临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考察讨论会
经过刘东生、孙鸿烈、陈宜瑜等一大批中国科学家二十年的艰苦努力，对我国青海、西藏地区进行了细致考察，把青藏高原像梳头发似地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梳了一遍，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在1976—1978年，用三年的时间进行了总结，把青藏高原的基本情况、形成、演化与分布规律，按学科分别整理出来，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分析，系统化后写成书，先后出版了34部专著，共计43册。这一套书的出版很有价值，使我国西藏第一次有了系统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后来，这一科研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刘东生、孙鸿烈等几位科学家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开始酝酿召开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并向科学院地学部做了汇报，得到了地学部的支持。地学部副主任赵北克、王遵级等领导与科学家们共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举办这次讨论会的意义。一致认为：已经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又刚刚开过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也给中国科学院的对外开放，开展对外科技交流注入了活力。青藏高原是中外科学家一致公认有许多为世界其它地区少见的典型地质现象，是研究大陆内部地壳相对运动最理想的地区。由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外国科学家长期进不来，他们很想知道青藏高原内部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又刚好拿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向国外展示中国在这些年里所取得的成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适时举行这次讨论会，可以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多年来我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研究成果；外国科学家可以介绍他们对高原外围山地的研究成果。通过讨论，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增进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将推动对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地学部向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副院长钱三强汇报了准备召开青藏高原科学考察讨论会的计划。当即得到了方毅和钱三强的赞许。于是，科学院向中央呈送了准备在北京召开青藏高原科学考察讨论会的报告。不久，邓小平就批准了，同意开会。科学院立即成立了会议的组织委员会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钱三强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刘东生任秘书长、孙鸿烈任副秘书长。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由科学院地学部负责。方毅、钱三强都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多次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作指示。
1980年5月25日至31日，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我国科学家180人；外国科学家77人，他们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法国、西德、荷兰、印度、意大利、日本、尼泊尔、巴基斯坦、新西兰、瑞士、瑞典、土耳其、英国、美国、南斯拉夫等十八个国家。参加会议的外国专家包括瑞典的甘塞尔教授、美国的瑞普雷教授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这是首次在我国召开的讨论“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变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有238位中外学者共宣读论文252篇。其中，中国科学家的论文184篇，外国科学家的论文68篇。
这些论文基本上阐明了高原隆起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高原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演变与地区间的差异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青藏高原在隆升过程中，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使这一地区出现了许多独特的自然现象。高原形成以后，大大改变了大气环流形势，影响所及，远达东亚以至南半球。在高原本身，由于特殊气候条件的作用，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地带。这些研究成果，为因地制宜地发展高原农牧业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大量论文还表明青藏高原是生物资源异常丰富多采的宝库，这里有占我国天然草场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广阔草地；有世界罕见的每公顷蓄积量两千立方米的针叶林；有世界最高的地区分布最广的青稞、小麦、水稻等农业作物；有5000多种野生植物，530多种鸟类，190多种哺乳类动物；还拥有大量的世界其它地区没有的独特的动植物种类。中外科学家从对高原隆起过程中植物区系的形成、演变中，得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科学结论。
在讨论会上，外国科学家听取了我国科学家的学术报告后，对我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对青藏高原所做的大量工作感到惊讶，对我国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美国地球物理学家莫尔纳说：“我们这些西方的科学家在来到中国前，都以为这次主要是我们向中国同行介绍一些知识。而事实上，我们学到的远比给你们的多的多。”英国气象学家汉米尔顿说：“过去知道你们在青藏高原开展了研究工作，但没有想到这么大的规划，涉及这么多的专业。这次来中国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西德植物学家史活瑟说：“参加这次讨论会和旅行后，我头脑中原来对西藏的概念要完全改变才行。”他还说：“我接触到的世界的科学家有两类，一类是写写空洞文章的，一类是扎扎实实的，我这次遇到的中国同行是属于后一类的。”
在讨论会上，从外国科学家所宣读的论文和彼此交谈中，使我国科学家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他们在青藏高原外围的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山等地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发现了我们工作上的差距。通过讨论，特别是讨论会后组织那么多外国科学家进藏进行科学考察，这一举措在中国和国际地质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会议期间，组委会的几位同志向方毅汇报会议情况时，方毅高兴地说：这次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是我国这几年来科学活动中会议开得最成功的一次。大家听了以后十分高兴，开好这次会的信心更足了。
会上，法国科学家向会议提出：在西藏考察期间要求采集岩石标本带回国去。大会领导一时没了主意，无法做出回答。当时，人们思想上的禁锢还未完全解除，严格固守着国家的一草、一木、一块石头都不允许带出的陈规。最后，决定向中央请示。
在出席会议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当中，有一位身材高大、金发谢顶的著名鸟类学家，他就是美国航天博物馆的创办人瑞普雷。他在给大会的一封信中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见见邓小平先生。”“要向邓小平先生谈谈中国所取得的如此惊人的成就，表达我对邓小平先生的敬意……。”瑞普雷的话代表了各国科学家的心愿。可见，邓小平不但深受中国科学家的爱戴，也深受外国科学家的敬仰。
由方毅、钱三强向邓小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欣然同意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闭幕式。他在接到请求他接见会议代表的报告上批示：届时可以见一下，但就不吃饭了。
接见之前，邓小平先听取了赵北克、刘东生、孙鸿烈、王遵级等会议领导汇报情况。方毅、钱三强在座。邓小平听了会议情况汇报后，连声说：好，好，会议开得好。当王遵级向邓小平汇报法国科学家提出采集石头标本的要求时，邓小平一时没有听清，指着王遵级说：“在说什么?坐过来，坐过来说。”其他在座的人也说：“你坐过去说。”王遵级就坐到邓小平的身边，向他汇报了法国科学家提出的要求。邓小平爽朗地笑着说：“中国的山那么多、那么大，打一两块石头，大山还在嘛!给他们有什么关系嘛!”听了邓小平的话，领导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有了底。汇报结束后，向与会各国科学家传达了邓小平已经答应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时可以采集石头标本带回国去。大家非常高兴，连连鼓掌表示感谢，尤其是法国科学家更是欣喜若狂，眉飞色舞，高兴地向邓小平表示敬意。
当时的会议领导刘东生、王遵级回忆起邓小平的话时仍然激动不已。他们说：过去，我们闭关锁国，外国科学家很难来中国，更不要说采集标本带回国去。当时，就是连我们也想不到小平同志这么痛快的答应。可见小平同志的胸怀博大，思想解放。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小平同志虽然不是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但是，他懂得科学，他比我们搞科学的站得高，看得远。
实际上，他们要求采集石头带回去，主要还不是为了研究，更大的意义是在于：闭关自守的中国第一次邀请他们到中国来参加在中国举办的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会上，邓小平又接见并合影留念，共进晚餐，会后，还到青海、西藏考察旅行，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在中国青藏高原采集石头的内涵在于——纪念。有一位法国科学家就带着非常强烈的自豪感说：“我是历史上第一个来中国采集标本的法国人。”
的确，十八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用那次采集的石头标本发表文章，而是把标本带回国去鉴定之后，将石头的名字写信告诉中国的科学家。
如果外国科学家提出采集标本的要求，我们没有答应，就会大大降低这次会议的影响力，会给外国科学家留下一个阴影，带着遗憾回国。还将对我国今后的对外科技交流产生无形的制约。
5月3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闭幕式。
下午4时30分，等待邓小平接见的科学家已经排列好整齐的队列，恭候邓小平的到来。当邓小平刚刚出现在门口时，顿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为了能够离邓小平近一点照相，排列整齐的队列两侧成为以邓小平为中心，自然地排成斜侧身队列。这时，有研究喜马拉雅大师之称的瑞士的甘塞尔教授来到前排，正犹豫选择一个离邓小平稍近一点的位置，工作人员孟辉立即将甘塞尔领到离邓小平仅一人之隔的位置上。为此事甘塞尔念念不忘，到了西藏日喀则还专门采了一朵小花献给孟辉，对孟辉安排他在邓小平身边照相深表感谢。按原定计划，邓小平只参加接见和与会专家合影留念，不吃晚餐。但是，当他听到外国专家对中国科学院在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成就产生轰动性评价时，激动不已。当即决定出席晚上的招待会，与中外专家共进晚餐。消息传出，全场雀跃。中外专家簇拥着邓小平步入招待会大厅。
邓小平落座在沙发上，专家们似乎忘记了自助餐，围着邓小平不动，许多专家自动排成长队，一一与邓小平握手。有的外国专家在他与邓小平握过的手上亲吻。中外专家对邓小平的爱戴非常激动人心。
据刘东生讲：当年与小平同志坐在一起热烈交谈，现已100岁高龄的意大利著名地质构造学家德意修先生家中的显赫位置，至今悬挂着这次他会议合影的大幅照片。当刘东生到他家探望时，他还激动地说：“与他(邓小平)合影很荣幸，他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对你们是宝贵的，对我也是珍贵的……。”
大会闭幕后，从6月3日开始，81位外国专家和家属在我国部分专家的陪同下到西藏进行为期14天的科学考察旅行。
当考察的专家队伍到达日喀则时，在通往聂拉木路段上，突然发生了泥石流塌方。考察队伍前进不了，后退不能，被困在了日喀则。按原计划已经延误了一天。为了不耽误更多的时间，保证考察队伍顺利通过险区，负责地质科学考察的领导刘东生、孙鸿烈当即通过中国科学院领导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空军派飞机来支援。中央接到紧急请示立即回电：“邓小平同志特批派飞机(直升)将外宾送往安全区(卡拉奇)。”看着电报，中外专家被感动了。他们感到邓小平虽然在数千里之遥的北京，可是好似就在他们的行列里，时刻在注视着他们，关心着他们。
当邓小平亲自批准的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在驻藏部队的日夜奋战下，塌方的路段修复了。科学考察队伍顺利通过聂拉木。
当科学考察的外国专家即将结束在中国的旅行，与中国专家分别于樟木中尼边境桥时，许多专家眼里噙着惜别的泪花，拥抱着中国朋友，久久不愿离去。
外国科学家对这次会议和旅行考察普遍表示满意，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是高水平的，工作扎实，资料丰富，观点明确；会议的组织工作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对进藏后的所见所闻，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外国科学家对邓小平的接见、合影留念、共进晚餐感到非常的荣幸。不少人说，这是他一生中参加过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最好的一次。会后不久，有61位参加这次会议和旅行的外国科学家共同签名写信给方毅，再次对中国组织这样一次“不平凡的会议”表示感谢。信中写道：作为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及会后对西藏地质考察的参加者，在中国的日日夜夜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中国科学家高水平的研究成就，令世人惊喜，会议组织无懈可击……尤其使我们兴奋的是，在北京期间受到了邓小平先生的接见，中国科学界得益于他是十分幸福的。
在这次讨论会和旅行考察期间，就有不少外宾主动提出与我们合作研究青藏高原的愿望。尼泊尔地理学家马南达尔说：“喜马拉雅山是中尼两国的山地，我回去后要向政府建议，由中尼两国合作研究喜马拉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蛇绿岩专家沙克尔建议与我合作研究西藏蛇绿岩，并邀请我科学家去阿曼、塞浦路斯等典型蛇绿岩地区考察。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高山极地研究所所长艾夫斯希望与我合作考察横断山脉，并提供经费邀请我科学家去该所共同研究。国际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分会主席狄金斯，提出与我合作研究西藏冈瓦纳地层。西德高山生理学家秦克说，他研究一种用血清稀释血液治疗高山病的方法，希望能为今后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打下一定的基础。讨论会后，出版了两本英文文集：一本是关于生态地理方面的，一本是关于地质、岩土方面的。为了纪念邓小平的接见，文集中印有邓小平接见中外科学家的照片。
在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中，正是邓小平用实际行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亲自推动了首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会议的顺利召开，开辟了青藏高原研究工作的广阔道路。就是从那时起，青藏高原研究开始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并始终保持我国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工作走在世界的前面。
这次青藏科学讨论会，也为中国科学院解放思想，打开国际学术交流的局面开了一个先河，是邓小平给了中国科学院无比的力量和勇气，大大增强了中国科学院走改革开放之路的意识和决心。
亲自率团访问美国，推动中美科技交流
根据中美建交的协议，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式访问美国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人，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以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邓小平一起访问了美国。代表团中还有科学院的其他同志。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不仅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促进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包括建立牢固的中美科技合作关系。
1月31下午，邓小平和卡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上签了字。根据这项为期五年的科技合作协定，中国和美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其它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中美双方将给予人员和设备的入境和出境手续的便利。这项协定还规定，中美两国将成立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今后每年轮流在两国举行一次会议。
此前，方毅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定上签了字。方毅同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交换了文件，确定双方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的合作达成谅解，将此作为履行科技合作协定中具体协议的一部分。
邓小平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开展。今天所签的协定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据1979年2月1日新华社新闻稿)在八天的访美日程中，邓小平和方毅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西雅图五个城市，参观了美国许多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企业、工厂和学校，每到一个地方都饶有兴趣地向对方提出各种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1月31日上午，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华盛顿全国宇航博物馆。博物馆展出了249架过去的飞机，40艘宇宙飞船和50个导弹及火箭，这些展品生动地表现了人类为开拓征服空间而作的努力。当邓小平来到阿波罗——11号指令舱时，宇航员柯林斯向他叙述了1969年他是怎样坐这个座舱飞往月球的。邓小平用手摸了一下从月球带回的石块，博物馆馆长齐塞因笑着对他说：“先生，你接触到月球了。”邓小平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的确，中美科技交往的大门从此打开以后，两国科技人员的距离不再像月球那样遥远。是邓小平亲手为冰封的大洋开辟了一条畅通无阻的航线!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遥感卫星地面站的建立，就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完成的。这两项重大工程，也是中美科技合作的重要成果。1980年1月，中国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直到80年代中期，每年都互派一定数量的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讲学。
1980年底，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地学、生物、考古、工程科学、应用基础研究等领域，双方开展了100多个项目的合作。
从1984年起，两院领导人开始举行定期会晤，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重大科技问题交换意见。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积极参与、组织并促成中美高能合作，推动了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1987年组织建设了中国高能科技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杨振宁、丁肇中、陈省身、李远哲、邓昌黎、吴家玮等一批著名外籍华人来华讲学和短期工作，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邓小平总是抽出时间接见这些科学家，同他们就我国的科技发展交换意见。
对外科技合作硕果累累
中国科学院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科技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国际合作，交流了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技术手段，提高了科技水平和能力，做出了高水平的成果。
中美合作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原子能总署经过六年合作，于1988年建成了北京重水堆冷中子源装置，在生物大分子、石油工业等领域研究中有重要作用，使我国成为亚洲首先建成这类装置的国家。有机地球化学开放实验室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合作，进行有机地球化学的研究，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其中“地质体中新生物标志化合物”获1987年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和美国贝尔实验室在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进行合作，推动了我国半导体技术的研究。西安光机所在高速摄影方面与原苏联、民德合作研究，上海有机所与原民德关于“氟碳代血”等项目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根据1979年中美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由美引进了卫星地面站，经7年的合作，于1986年运行。这种高技术设备的引进，使我国科研和国民经济建设都获得了良好的服务。1985年德国马普学会在上海细胞生物所建立了客座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培养青年科学家，并吸引了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在此工作。中美CO2诱发气体变化的研究，中日宇宙线的研究，中日据点式大学群的建立，中德嵊泗风力发电场的建立，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招收博士生的工作，等等，都取得了较大成效。兰州近代物理所与日、法、美等国合作，在建成“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院科技进步奖后，“重离子核反应机制研究”等项目又获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并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在资源环境方面，利用独特的优势，与国外采取联合投资，联合考察的办法，组织了中英青藏地区联合考察，中德冰川沙漠考察，中日西昆仑冰川考察，中法喀喇昆仑山考察等。“中日沙漠合作研究”项目上双方共有20多个单位参加，人员数量之多，领域之广，合作层次之高在中日科技合作中属于首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合作中，我们获得了大量重要数据，为保护和充分合理利用资源，促进我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二、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快了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各种渠道，向国外派出了近4万人次科研人员接受培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短期和中长期的合作研究。有近千名年轻的科技人员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等机构举办的各类培训班。一批优秀人才以突出的工作成绩获得国际组织或学术机构的奖励。目前，院一级和研究所一级的领导不少人在国外留过学或工作过。
三、国际合作促进了中国科学院同国外企业的合作，技术开发工作得到了发展。
1987年中日研制出汽车薄钢板。兰州近代物理所与俄罗斯合作，在国内率先研制成了辐照交联电缆，达到了国际标准，获得了突出的经济效益。金属所与美国阿莫科石油公司，就水下石油管道维护、无损探伤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化冶所将废铝回收技术转让给马来西亚，还与韩国共同开发出了超细高纯度氧化铝。通过国际合作，也开辟了技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的渠道。福建物质结构所的偏硼酸钡非线性光学晶体、上海硅酸盐所开发的锗酸铋晶体均成为国际市场颇受欢迎的产品。三环公司的钕铁硼永磁材料、上海技术物理所的红外传感器等，都通过国际合作打进了国际市场。
四、在国际合作中，利用优势，获得资助和先进的设备。
在长期的国际合作中，中国科学院与国外科研和政府机构建立了广泛、稳定的合作关系，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对方给予了我院资金和设备的支持。如，通过世界实验室，从意大利政府获得1000多万美元的资助，建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从德国得到248万美元资助，完成在我国进行的生态合作计划。从1990年到1995年期间，通过日本、美国等国的政府、民间渠道和基金会、国际组织等，获得资助约6800万美元(含设备款)。1994年，日本向我方提供了较大数量的设备款和人员交流款，使我科研和开发工作都获得了较强的支持和较大的发展。
五、通过国际合作，提高了科研管理和科技政策水平。
在国际合作中，注意开展在科技管理方面的交流。如组织了多次中美两国科学院科技政策讨论会，对国家实验室、工程中心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法、德、日、瑞典等有关单位进行了双边、多边讨论，就科研规划、成果转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交流中，从国外的经验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如实行基金制、同行评议、人员流动、大型公用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办法等。还吸收了美国、法国、俄罗斯等不同模式科学院的优点，为我所用，对促进科学院改革，形成自己的特色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国际合作扩大了我院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每年有3000多位科技人员出国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他们以自身的行动宣传、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国际上许多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刊登了我科研人员的论文和介绍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文章。除著名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任职外，从1994年6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先后选举产生了巴顿、陈省身等31位外籍院士。全院还聘请了70多位国外专家担任有关研究所的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还受国际组织委托派出专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授推广适用技术，如指导马里治理沙漠、去乌拉圭推广新能源技术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国际组织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