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1日，在纪念中国科学院建院30周年茶话会上，小平同志对我们的科学事业寄予厚望，以“繁荣昌盛，辈出人才”为题即兴作了重要讲话，他动情地说：“人才难得呀！技术职称，学位制度，包括各个领域的工程师制度，研究员制度，应该很快建立起来，这有助于我们培养、发现和使用人才。”(1979年中国科学院年报，第1页)科技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世界各国近几十年的科技发展经验表明，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必然拥有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邓小平早已洞察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而提高科技水平的关键在于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要把科技大学办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于1958年的一所理工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著名大学之一，她的在不算长的办学历史中所取得的教学和科研的累累硕果，足以证明她是新中国创办的大学中的成功典范。科大建设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的关怀和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1958年5月，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高级尖端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中央提出，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研究力量雄厚、科研设备先进等优势，创办一所以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为主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聂荣臻副总理接到报告后，于5月21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示批准。他在报告里说：“中国科学院拟办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校址科学院曾建议用原华北行政委员会旧址，我与彭真同志谈过请市委予以调整。请中央同意批准，以便立即着手筹备暑假招生。”6月2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予以讨论，并在聂荣臻副总理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上亲笔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址另议。”
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多沿用苏联模式，理工分家，高校只管教学，少有科学研究。作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探索了一条所系结合、教育与研究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办学模式，这是在50年代后期，我国高等教育界对传统体制和教育思想的最早的改革尝试，是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高瞻远瞩的结晶。从此，中国科技大学踏上第一次创业的征程。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遭到严重破坏，学校被迫由北京迁至安徽合肥，大批设备损坏，大量教师流失，办学条件十分困难。1975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时强调说：“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1977年9月，他圈阅同意了中国科学院《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扎根安徽办好科大、把科大建成能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加强基础课教学、学制和招生、学校规模和基本建设、在北京设立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等。这些都是涉及到学校发展大局的重大决策，它明确了学校建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强化学生的基础训练、培养高层次人才等办学方针，为科大此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学校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关怀，给科大全体师生以极大的鼓舞，广大师生热情迸发，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严格入学考试、加强基础课教学、创办少年班、试办研究生院、选派优秀教师出国深造等等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但为科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全国教育战线的改革开放中起到了示范和激励作用。中国科技大学正是从这以后才迈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坚实步伐。
1983年，国家为了发挥部分重点院校的示范作用，决定在“七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一批大学。考虑到中国科技大学充满生机活力，发展势头和前景良好，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科大校长严济慈于12月8日向邓小平上书，建议增列科大为重点建设大学。仅过6天，一直关注科大发展的邓小平即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并要求方毅以及中宣部领导同志关注此事。此后，中国科技大学与北大、清华等10所高校一起被列为国家“七五”期间重点支持的大学，各项工作都取得长足的进步，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双丰收，进入我国著名大学的前列。
1988年9月20日是中国科技大学校庆三十周年纪念日，经过中国科学院批准，科大在校园里敬立郭沫若铜像，缅怀郭沫若首任校长领导创建中国科技大学的光辉业绩。在此之前，1987年11月28日，邓小平亲笔欣然为郭沫若铜像题写：“郭沫若像”。这四个大字刻在郭沫若铜像下的大理石基座上。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中国科技大学于1978年开始试办少年班，选拔一些年仅十四、五岁的优秀少年加以特殊培养。邓小平对科大少年班的创建和发展也是关怀备至。1983年12月28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邓小平说：“科大少年班可以搞。”1984年8月16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时，对少年班办学作出较高评价，说：“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科大少年班从1978年创办以来，整整走过了20年，从招生方式到教学内容，从身体素质训练到心理健康成长，都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办学的道路，一批少年英才在这里学习深造，并走向国内外，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等领域崭露头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恢复研究生制度和学位制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制度开始于1955年，当时政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其中明确是授予副博士学位的。1956、1957年科学院曾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但紧接着的反右和大跃进，把研究生制度说成是“向副博士进军”，许多研究生都投入到大跃进的实际工作中去了，没能坚持培养。1960年后才又逐渐恢复。文革开始后全国的研究生制度都被“砸烂”。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恢复领导职务后不久，就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上邓小平否定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作的“两个估计”。邓小平说，“这个问题在科研方面基本上得到了解答，大家不满意的是在教育方面。这是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8页)同时，邓小平在会上作出了重要的决策，就是改变高校的招生办法。因为在文革中高校是招“工农兵学员”，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时邓小平提出，“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样，招生办法就改为“自愿报名，严格考核，政治审查，择优录取”。这一决策的深远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在当时，正如人们所说的，这一个“考”字，调动起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对我国人才的培养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加快招生办法的改革，邓小平于9月19日专门找刘西尧谈话，做思想工作，要教育部“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办事要快，不要拖”。
在“文革”后，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即已提出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并获得邓小平批准。1977年10月10日，科学院随即报送了《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提出招收成绩优异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作研究生培养，当年暂定招收300人。在教育部有关招收培养研究生的条例未下达前，先按暂行办法试行。
这报告得到了批准。而且在11月，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发出招收研究生的具体办法。从此恢复了研究生招收制度。
1977年冬，科学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率先制定了研究生招生办法，下发全国各省、市、县，接着成立了院招生办公室，并派出工作组到各地巡回宣传。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极左思潮尚未彻底清除的1977年，由科学院独立开展这项工作，确是件极不简单也不容易的事。据当时中国科学院教育局研究生处负责人介绍，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不易在于：文革时研究生制度受到批判，认为这个制度培养了修正主义的苗子，助长了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文革前科学院招收的一大批优秀研究生都被当成“白专典型”。其次，科学院在各省市没有下属管理机构，有的地方不理解支持，难以积极配合，有的地方对科学院不甚了解，还有一些地方认为招生是教育部的事。此外，当年提出招生1400人，而报名考生多达14000人，面对如此众多的报考者，又出现了工作人员人手紧、考试费用不知从何而来的新问题。原来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40岁，根据邓小平、陈云等的意见，文革耽误了这么久，积压的人才多，又将年龄放宽到45岁。如此不拘一格降人才，打破年龄、学历（考虑到文革多年，只要求具有相当于大学学历)的限制,招收了一大批文革以来的出类拨萃的人才,如自学成才考取理论物理所研究生的黄朝商,后被选为李政道推荐的第一批留学生派往美国。这一批研究生现今不少人成为各研究机构的骨干研究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
科学院的领头行动，在高等学校引起了强烈反响，1978年教育部与科学院联合发文，由此恢复了中断10多年之后的在全国范围内的研究生招生工作。
自1977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以来，截止到1997年底，中国科学院共招收培养博士生11000人，招收培养硕士生29300人。中国科学院培养的研究生不仅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培养质量优良，在国内外均受到好评。毕业的研究生大多数被输送到全国各地的高校、科研单位、产业部门和企业，这些毕业生中的一部分已成为重要学术带头人和领导干部，为我国四化建设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学位制度是一个国家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立法。学位是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
学位的获得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要求、科学考核的基础上的。获得学位，不仅是国家给予的一种荣誉和鼓励，而且是科学工作者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客观标志。
1955年8月5日政务院通过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曾规定，研究生毕业后由中国科学院授予科学副博士学位，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没有正式实行，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1979年拟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于1981年1月1日正式实施。
1980年科学院继率先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后，又与教育部一起完成了建立学位制度的全过程，包括起草学位制度条例，制定有关标准，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而且再一次首先提出可以让优秀的研究生实行硕博连读，就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表现突出的优秀研究生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1981年全院首批107名博士生全部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约占全国当年421名毕业博士生的四分之一。在1983年全国首批授予博士学位的18人中，中国科学院培养的就有12人，这是中国自已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他们大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科学院现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99个，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点222个，其中理学专业点172个，占全国理学专业点的35％。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23个，硕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点444个。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基本上覆盖了自然科学和新兴技术科学的主要学科专业领域。至1997年底，中国科学院已授予博士学位4300人，硕士学位19672人。
选派留学人员
1977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华裔教授丁肇中时，提出送几批中国实验物理工作者到丁教授领导的实验物理组工作，培养我们自己的高能物理实验人才。随即中国科学院与欧洲核子中心丁肇中所在的研究组签订了合作协定。
1978年1月，科学院从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科技大学选派了唐孝威等10名中年科技人员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参加丁肇中小组的工作。1979年科学院又派出15名研究生，1980年派出10名研究生和科技人员，到1983年共派出43人到该中心工作。这些人在实验物理方面都承担了重要工作，在国际国内反应良好。大多数人在国外期间掌握了一门以上的实验物理技能，对电子对撞机有了基本了解，成为高能对撞机方面的骨干。唐孝威回国后主编了《粒子物理实验方法》一书，该书曾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77、1978年科学院还先后接待了来访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海外著名科学家，邓小平、方毅均亲切会见了他们。在他们的支持帮助下，开辟了一些最初的留学渠道，在1977年、1978年的上半年我国分别向美国的斯坦福、威斯康星、麻省理工和密执安大学选派了10多名留学人员，其中当年派出的计算所董韫美、大连化物所袁权现都是科学院院士。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为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出过不少有益的建议，并经过自己的努力，他所在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接受并资助我国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达30多人。他还为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与美国物理学会达成为期三年交换固体物理高级学者的协议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1980年开始，在李政道教授的积极组织下，美国60多所有名的大学联合在我国招考物理博士研究生（简称CUSPEA计划）。被选送的学生免收学费，由美国大学给予生活资助。通过这一渠道选派出去的留学生，大多是学实验物理和新技术方面的专业。李政道教授创造的“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计划”获得了很大成功，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从1979年—1989年，共培养了915名学生，不少人学成后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更多的人周期性回国讲学，成为沟通国内外学术联系的重要桥梁。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提出当年向国外派出3000人，次年派出10000人。197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科学院党组立即决定从1978年第一批招收的1400名研究生中选派300人出国留学，这不仅在科学院，更在全国莘莘学子中引起轰动。
1979年1月邓小平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主要由外交和科技人员组成，这次中美签署的6个协议全都是有关科技合作的。据当时的代表团成员回忆，小平在访问途中一再指出，中国要承认科技上的落后，要引进技术，重要的是要派出更多的留学人员。当时我国在海外的学生约1000名，邓小平提出要大量派，是否可以一年派出10000人。1979年1月23日，科学院会同外交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充分利用民间途径选派一些出国进修人员和研究生的请示”。报告请求除了由教育部通过两国交换留学生的渠道派出200至300人外，还将自行通过民间途径，包括按照中国科学院和国外一些学术团体的协议以及接受有关学校、研究单位和教授的邀请派出500人左右赴英、德、法、欧共体、澳、美等国。此报告立即得到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准。
自此以后，中国科学院源源不断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派遣大批留学生。1978年1月至1979年11月教育部派出1944人，其中科学院占73人，但此间通过自己渠道派出的留学人员却有522人。从1978年至1997年20年间中国科学院共派出国留学人员14611人，学成回国8807人。
随着我国留学人员的大量增加，一部分人在国外获得了奖学金和对方资助。当时国家规定，凡得到的资助超过国家公派标准的那一部分一律交公，这一做法引起了国外有关人士的关注。1979年9月30日李政道教授致信方毅副总理，对留学人员在国外获得的奖学金、生活费、资助费部分上缴国家的做法表示异议。他说奖学金的数目，是按在使学生安心研究学习的原则下，依当地适当生活的最低要求，经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是不能再减少的。他说这一问题如不能获得解决，必然使将来送研究生出国的这条路受极大打击。邓小平对此事极为重视，他在李政道的来信上批示：“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出国留学人员选派和管理工作文件汇编》(修订本)上册，1982年5月，第77页。)教育部、财政部、外交部、中国科学院、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国家科委立即联合发文，改变了对留学人员获得奖学金和资助费的处理办法。
70年代末由于国内工资极低，就是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待遇也普遍不高，因而招致一些人与留学人员比待遇。邓小平的果断批示，保护了留学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不再因基本生活问题而分心，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学习和研究，更使我国的留学政策不致偏离轨道，留学工作得以健康稳定地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我国政府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许多鼓励性的政策，中国科学院也制定和出台了一些倾斜政策，吸引了大批在海外留学的优秀科技人员回国。1990年后，中国科学院选派出国的科技人员中，就有13万人次回国服务。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广泛多样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中涌现出来的有突出贡献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他们在科技工作中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非常关心出国学习人员，对他们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说：“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378页）)。
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路甬祥教授，就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祖国与世界沟通的大门，被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来华挑选访问学者时选派出国的年轻学者之一。
1979年5月，路甬祥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洪堡学者，肩负着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嘱托前往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研修。当时的德国，每周工作40小时，而路甬祥坚持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半，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半年以后就对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中两个最基本的参数压力和流量，提出了新的控制方法。把流量测力反馈、压力直接
检测和级间动态反馈等原理与插装技术和比例技术相结合，改变了在流体控制界已沿用一百多年的弗利明——琴肯流量控制原理和半个多世纪以来传统的维克斯先导压力控制原理。从而大大提高了流量和高压领域内的稳态性和动态控制精度。他还将其应用到泵控、缸控和液压马达控制等领域。他的发明很快在德国专利局、欧洲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局注册，引起国际液压界的重视。
1981年5月，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仅用不到二年时间获得了通常需要五年才能获得的亚琛工业大学工程科学博士学位，这是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联邦德国获得的第一个工程科学博士，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在国外最早获得的博士学位。
路甬祥的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科技和经济价值，国外企业和研究所相继邀他工作，他以“我的事业在中国”为辞婉拒了高薪聘请，于1981年9月携带大批仪器和资料毅然回国，创建起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浙江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回国10余年来，他先后取得20多项专利，2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和教育奖励，发表论文250余篇，培养了40余名博士生。1988年起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年45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1993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1997年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在领导组织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了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获得采纳。从此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
青年科学家白春礼，1953年9月出生。这位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最年轻的副院长，在他和他所从事的扫描隧道显微学研究中多次获奖，1990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1985年，白春礼在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初到美国时，他从事EXAFS课题研究，不久，他发现指导教授在从事扫描隧道显微镜（STM）的研究工作。STM是当时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新技术，它能实时地观察物质表面原子的排列状况，在表面科学、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被誉为是对表面科学和表面现象研究技术的一次革命。这项技术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是非常有用的。白春礼主动承担了研制一台在超高真空环境下工作的STM的任务，同时从事两个课题的研究。
经过一番拼搏，STM课题取得了很大进展。他用汇编语言编写了STM的大部分仪器控制、数据采集和图像处理软件，实现了实时采集和图像实时显示等多种功能。他又用这台仪器进行了半导体表面结构的研究。他与美国同事合作的研究论文在1987年的国际STM会议上被列为大会报告。这时的他，到美国学习已经两年了，中国科学院已同意延长他在美国的工作期限，美国公司也高薪聘他长期工作。是去是留？经过认真思考，白春礼决定放弃留在美国工作的优厚条件，于1987年10月偕同在美国没有完成学业的妻子一起回国，开始了他人生旅途中新的拼搏。
STM是集精密机械加工、电子、自动控制、图像处理等技术于一身的高技术分析仪器，其应用领域涉及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微电子学和纳米科学，是一个交叉科学前沿领域。当时STM还没有商品化，要想尽早开展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必须自行研制。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1988年春，STM研制任务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一半时间完成。1989年又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原子力显微镜（AFM）。STM的研制获得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AFM的研制获得1991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目前，这两项科技成果已转化为高科技产品。
应用数学所堵丁柱研究员，1987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放弃国外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携眷回国。回国后不负众望，在最优化和计算机数学理论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1990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期间，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彻底证明了“吉尔波特——波雷克（Gilbert-Pollak）猜想”。
“Gilbert-Pollak猜想”属于网络中的最短路径问题，源于一个古老的数学难题：采用加点的办法，能使原来不加点的最短路径最多减少多少？1990年上半年，堵丁柱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充分发挥了他的数学功底深厚和独创能力强的优势，与人合作，从理论上完美地证明了“Gilbert-Pollak猜想”，解决了20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这一成果被这位没有上过正规大学、自学成才的中国人所证明，在美国离散数学界引起了轰动，并被列为1989—1990年度美国离散数学界和理论计算机科学界中的两项重大成果之一。
此外，计算数学所的袁亚湘在非线性最优化理论与算法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数学所钟家庆的多复变函数论重要课题的证明，应用数学所马志明的狄氏型理论与马氏过程理论的重大突破性研究，以及上海生理所杨雄里对视网膜第一突触层中的信息处理，系统所郭雷突破性证明了最小二乘自校正调节器的稳定性和最优性等科研成果，均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归国学子创造的光辉业绩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实践证明，科学技术水平只能是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中才能真正得到提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流，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117页))。的确，科学技术领域的对外开放，目的就在于提高我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加速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制定了一系列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政策，包括正在实施的“百人计划”、“西部之光”计划，设立高级访问学者制度以及实行项目工资、岗位津贴、奖励基金、建立开放实验室，在分配制度和住房分配上向优秀的青年人才倾斜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相信会有更多的留学人员学成回国，为祖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博士后流动站试点
80年代初，“博士后”这一名称不仅我国的普通公众闻所未闻，就是科技界、教育界也还相当陌生。然而这一制度一旦与迅速选拔和培养一批高水平年轻科技人才联系起来时，从最高决策层到科技教育机构都持积极支持态度，因为中国的确需要大批掌握当代科学技术的高水平年轻人才。
1984年4月27日至5月23日，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偕夫人秦惠君回国讲学访问。在京期间，李政道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理论物理所、高能物理所讲学和学术交流，与科学院及有关部门讨论了北京电子对撞机的进展和赴美物理研究生(CUSPEA)回国后的安排等问题。
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亲切会见了李政道教授及其夫人，参加会见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副院长严东生、秘书长顾以健。
会见中，李政道专门就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邓小平对这件事很感兴趣，询问了很多细节，最后给予明确支持，他说，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还有其它专业(指物理专业外，笔者注)，也要采取同样的办法。这是一个新的方法，成万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会见结束时，胡启立提议先从科学院和教育部开始。
这次会见确定了在我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一项造就高级科研人才的宏伟计划。
5月2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万里、胡启立提交了在科学院建立科研流动站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同年6月28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家科委提交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具体方案和博士后科学基金条例。其主要内容有：一、先行试点，建议先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单位和全国重点院校各选几个单位设立物理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当年中国科学院的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就作为最早试点单位，招收了3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是陈和生、李先卉和董锦明，陈和生现任高能物理所所长，目前正在从事与美国科学家共同探讨的宇宙反物质研究。二、国内国外培养的博士一视同仁。三、根据不同情况，可按单位设站，也可按地区设站，科学院最初拟建10个站，接收200名左右博士后人员。四、流动办法：本人申请，由两名副教授以上的同行专家推荐，接收单位择优录取，在站时间为两年，期满出站，最多可流动两个站。五、建立博士后专用公寓，实行高房租高补贴制度，以利流动搬迁。六、博士后配偶及其子女户口可随其流动，并合理安排配偶的工作和子女的上学。七、工作和生活经费由国家拨专款支付。
国家于1985年拨出专款2千万元设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当时规定每人日常经费为8000元，现已增至2万元。
1985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会同国家科委、教育部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自此我国正式实行博士后制度。博士后流动站的专业不仅局限于物理学，还包括了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中的所有一级学科。
博士后制度为优秀博士提供一种在高水平的学术环境里，在竞争的气氛中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机会和条件。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根据设站单位条件和自己的专业特点比较独立地选择科研课题。
中国科学院作为最早试点单位于1984年接收了3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从1985年经国家批准设立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至今，共有73个单位设立了80个博士后流动站，建站的学科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大气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控制、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化学工程和工业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心理学、电子学与通讯等许多学科。到1997年底，共接收博士后研究人员1861人，其中留学回国人员238人。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博士后制度在加速培养优秀高水平人才、推进人才流动、促进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成为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