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国各地积极筹备科学大会之时，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件影响着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这就是邓小平的复出。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后，就自告奋勇亲自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68页。)他还说过：我对科学教育想管它十年。我是管军队，管科教，一个武，一个文。我们希望科教方面的整顿五年初见成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到大效。现在科研要有具体措施，否则说了没有用。(1977年10月10日邓小平接见美籍科学家邓昌黎时的讲话。中国科学院档案。)
邓小平抓科学、教育，是真抓、实抓的。除了前面讲到的1977年5月12日他同方毅、李昌的谈话以外，1978年8月4日至8日，他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还向教育部领导人就教育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而最为重要的，则是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同一天，作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紧接着由方毅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中央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
在这之前，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这时由于国家科委的成立，已逐步交由科委负责。
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公布后，全国各地都动了起来。有些地方开了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广播）的大会进行传达和动员，一时热气腾腾。科学院除了继续抓紧整顿，以及推选参加科学大会的先进集体代表、先进个人和优秀成果外，主要是抓了规划的制订工作。
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我国科学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各军兵种和国防部门的5586名代表欢聚一堂，其中有117位学部委员，820个先进集体代表和1189名先进个人。代表们亲聆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向科学技术进军的伟大号召，受到极大的鼓舞。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全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页。)“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页。)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这个讲话宣告了“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也宣告了我国科学春天的到来。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主持了大会，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著名诗人、历史学家、科学家，同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向大会作了“科学的春天”的闭幕词。
大会文件组为这些领导人起草了报告的初稿。为华国锋起草的报告根本未用，他在会上的讲话是他另找了写作班子起草的。这个报告提出了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任务，并对科技专业队伍的作用和学习外国长处的重要性作了论述，但报告中还是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并没有作出回答。他的报告同邓小平、方毅的报告在主要思想上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虽然华国锋当时是党中央主席，但会上最受大家欢迎和拥护的是邓小平的报告，对后来的实际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是邓小平的报告。
因为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点，这些论点是拨乱反正的理论武器，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
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四个问题。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关于红专问题；邓小平亲自担任科技工作的后勤部长。
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在这一段话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及“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是在一百多年以前。当时机器大生产由于运用了科学的力量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那时候，虽然马克思已经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恩全集》23卷，664页），但主要是看到了生产中应用科学技术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一再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马克思全集47卷570页），“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资本只有通过机器(部分也通过化学过程)才能占有这种科学力量”（《马恩全集》46卷下287页）。但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所以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关系已不只是应用后产生巨大效益，而是如邓小平所说的：“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一系列新兴的工业，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被创造出来”。
所以，邓小平不只是简单地引述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而是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丰富和发展了这个论点的内涵。邓小平在这里不只是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诸要素之一，其作用也不只是在于应用，而是说它为生产开辟道路，决定方向，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已经孕育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随着邓小平对形势和趋势的细心体察和科学分析，于1988年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今天，不管人们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程度如何，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已是现实的存在。而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以至整个经济的基础，生产要由科学技术来开辟道路、决定方向，则就不仅是现实情况的科学概括，还指出了发展的趋势、历史的必然。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攸关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命运和前途。理论的指导作用正在于此。
在开科学大会的时候，人们还不会想得那么多。但是为什么在1975年汇报提纲中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竟然遭到“四人帮”那么疯狂的反对，而科学大会上大家对这个论点又是那么热烈地赞同呢？
因为这关系到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而科学技术领域实际上是被视为上层建筑从而应当实行专政的。李昌在1975年时因为说了一句对科学技术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遭到“四人帮”百般攻击。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但还有人在坚持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坚持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既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然它就不是上层建筑，这就从理论上，从根本上澄清了这个问题。
其次，过去在科学与生产、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一直存在有左的思想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更发展到荒谬的程度。“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帽子满天飞，想扣在什么项目上就能扣在什么项目上，想扣在哪个科技人员头上就能扣在哪个人的头上。其实，“四人帮”连生产都不要，却莫名其妙地批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点是唯生产力论。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然就从根本上讲清楚了科学技术同生产的关系。科技人员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正象冯德培当时所说的，“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由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必然地要承认科技人员是劳动者。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最重要的论点，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邓小平在报告中首先对旧社会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作了分析，他说“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知识分子，邓小平说，“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要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
邓小平在这里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脱掉了长期压在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肯定了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经过20多年的曲折，甚至痛苦和磨难，终于重新回到这个正确的认识上来，确非易事。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多次反复的。1956年，周恩来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随后的反右斗争和一系列政治运动，实际上否定了上述估计。1962年广州会议时，周恩来又提到我国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并在会上行了“脱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冕(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礼。但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对这个问题有很大分歧。邓小平是支持周恩来的说法的，他1962年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但是毛泽东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因此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见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06－1007页)。
现在，邓小平把知识分子从长期以来的“改造对象”，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臭老九”、“专政对象”，一下子变成了领导阶级的一部分，这不啻是从政治上又一次解放了他们，他们的激动、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既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那么就不再是改造对象，而是依靠对象了。随之而来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应当是不适用了。在此后不久，1979年，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代表中央正式宣布：“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变化，因此，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的、以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要象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用最大的努力来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我们的各级干部也需要知识化、专业化，因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说，知识分子不是“老九”，而是“第一”，从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科技是生产力以至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就必然地要得出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在四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的杰出人才，则更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因此，邓小平实际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本方针。
第三个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
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他又更明确地指出：“‘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彻底解决了所谓“脱离政治”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
上面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在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长期以来存在的所有理论、思想、政策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第四个问题，是邓小平提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这不是一般的“表态”，而是邓小平认为，“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了，规划制订了，措施出来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现在，摆在我们各级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在这前后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了要抓具体措施，要抓落实。他当后勤部长，正是给各级干部做出表率。
应当说，主要是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才真正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郭沫若以他诗人的语言，在闭幕式的讲话中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只有这诗的语言，才能真切地反映出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可以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犹如浩荡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给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从此，她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方毅在会上的工作报告，以很大的篇幅阐述了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同时对《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作了说明。方毅还提出了需要扎扎实实做好的十件工作，包括：整顿科学研究机构，建成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人才；建立科学技术人员培养、考核、晋升、奖励的制度；坚持百家争鸣；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努力实现实验手段和情报图书工作的现代化；分工合作，大力协同；加快科学技术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
很显然，方毅所提的这十件工作，正是把邓小平的指示具体化了，落实了。
会上还奖励了7567项科技成果，其中科学院有904项，占总数的16％。这说明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身处逆境，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为国家作出贡献。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这一切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今后还是要搞规划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方毅、李昌谈话时，明确指出：聂总主持制订科技发展规划，是成功的，今后还是要搞规划。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又说：“过去国家科委搞了1956年到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到1962年就基本完成了，后来又搞了十年规划。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我国现在科研人员少，队伍小，比不上那些发达大国，这点我们要承认。……但是，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次科学院起草了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八年规划，也许还要按照大家意见补充，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这里讲的科学院的八年规划，实际上是全国的规划，因为当时国家科委还没有成立。国家科委成立后，在这个基础上，于1978年1月，由国家科委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规划会议，编制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这就是方毅在科学大会上报告的规划。这个规划包括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两大部分，27个方面，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在其中又确定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技领域和重大新兴技术领域与带头学科，它们是：农业科学技术，能源科学技术，材料科学技术，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激光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以及高能物理和遗传工程。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的108个重点项目中，科学院作为牵头或负责单位之一的有30多项，占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学家与其他方面的科学家一道，参加了这个规划的制订。
1977年9、10月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有1200人参加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制订了《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对全国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基础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安排。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79年1月批转了这个规划。中央批语中特别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不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考虑，不搞基础科学研究是不行的。
与此同时，科学院还积极落实本身的八年规划。
由于科研计划的顺利执行，仅1979－1980年间，全院共取得科研成果3300多项，其中重大和比较重大的成果600多项，如建成10的11次方瓦级多路激光等离子体试验装置；研制成功多种大规模集成电路；遥感技术得到了发展，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较好结果。关于铁锰铝无磁钢和耐热新合金钢种的研制，碳纤维催化剂的研究，聚丙烯改性的研究，以及沸石水泥等建筑材料的研究等都获得了成功。基础研究方面，在人工合成转移核糖核酸半分子、天花粉结构、固氮酶催化活性中心结构模型、大地构造断块学说、古生物环境控制和古生物地域分异理论等方面，都获得较大进展。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的拨乱反正的形势应当讲是很好的。这主要由于有邓小平的直接领导。而且还有胡耀邦、方毅坚决地贯彻他的思想和主张。但是，科学院离不开全国的形势。在1977年和1978年，在党内，在群众中，对一些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并没有都得到解决，甚至还有很尖锐的冲突。这主要反映在对“两个凡是”的看法上。
“两个凡是”的思想，是华国锋在1976年10月最早提出的，其正式形成，则见于经华国锋授意并批准的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表述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不但邓小平不能复出，全党的中心工作不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包括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以及科技是生产力的观点也成了问题。而且科学院采取的许多拨乱反正的措施，象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所长、室主任，恢复职称评定，等等，也都不能做了。象胡耀邦、张劲夫、杜润生这些干部也不能恢复工作，……那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所以邓小平提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党校的理论工作者进行了研究，并于1978年5月在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然后于5月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全文刊登，新华社发了通稿。
这篇文章又引起了一番波折。
科技界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
就在文章发表之后没有几天，5月中旬，方毅主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三科”领导的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一文，并表示支持。
科技工作者也是支持这篇文章的。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三天，何祚庥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童大林的领导下(当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还兼任科学院的副秘书长)，7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在科学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科学院理论组的成员就是胡耀邦起草汇报提纲时的工作班子，也是方毅到科学院工作后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后来成立的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的主要人员，又是科学大会起草文件的主要人员。
这次讨论会有200多人参加，其中有不少著名科学家，也有一部分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会上，高能物理学家朱洪元、何祚庥、汪容、李锡碚，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心理学家徐联仓，《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李宝恒等人，分别从物理学、天文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等方面，批判四人帮以哲学概念代替具体的科学实践，以帽子、棍子来扼杀科学的罪行。以及林彪、“四人帮”之流鼓吹“顶峰论”“绝对权威”，宣传有什么不需要经受实践检验的真理，把经过他们篡改、歪曲甚至伪造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话封为绝对真理，要人们作为宗教信条来顶礼膜拜。批判他们不顾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和新知识，片面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根据当时科学实验所提供的事实材料对具体科学问题的个别论述，生搬硬套，来随意批评和否定科学技术上的新学说新理论，谁要是根据科学上的新发现、新情况得出和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述不同的结论，就攻击说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把马列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恰恰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将扼杀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
会上发言的科学家列举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中许多教训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十九世纪末，有的物理学家认为当时的物理学已是十分完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指迈克逊一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而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从这两朵乌云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量子论。
有人更生动地引用了伽利略的话：“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正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讲述者的咀（这些原话时常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上有黑点时，他的老师竟因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而向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是在太阳上”。
有人引用法国哲学家蒙台涅对某些经院哲学家的嘲笑：“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塞罗是这样说的，或者这就是柏拉图的道德学说，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论，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请看，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又是对那些死捧住教条不放的人多么辛辣的批评。
科学家们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剖析的，但他们的结论，却远远超出自然科学的范围。
这次会上提出，我国进入了又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在冲破中世纪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羁绊中发展起来的。”今天，“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我们同志内部，现在还存在着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的思潮。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泛滥，新鲜活泼的空气将被窒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停滞，科学技术现代化就不能实现。”“我们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砸碎‘四人帮’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冲破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框框和格格。”
上面这些话，都登载在1978年7月13日《光明日报》对这次会议的报导文章之中。
这次会后，有许多科学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参加讨论。
从中可以看出，科学家们的态度是何等鲜明，何等坚决！
这是因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家是老实人，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科学同迷信是不相容的。
科学家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方面是科学的态度，是为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显然是对邓小平的拥护，对邓小平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拥护。因为，没有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勇气和行动，不可能有科学春天的出现。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天安门事件的态度。
在科学院的领导和群众心目中，对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一点早有定论。在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同志的英勇精神，早就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坚持天安门事件不能翻案。
国家科委和科学院党组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于1978年1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庆祝四五运动伟大胜利、表彰四五革命英雄大会”。方毅同志主持。武衡代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会上宣布了关于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同志平反和表彰四五英雄的决定。大会还授予109厂一面“四五先锋”锦旗。
李昌在会上的讲话中热情赞扬了四五英雄“高度的革命主动精神和路线斗争觉悟”，他说，四五运动“代表着我们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正气”，要求“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自觉的学习它，坚持它，发扬它”。
这是又一次向“两个凡是”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