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紧接着，四届一次人代会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邓小平代周恩来领导着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这时的中国，“四人帮”还在肆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力挽狂澜，以他革命家的胆略和果断的作风，抓了军队的整顿，铁道的整顿，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工业的整顿，一直到全面整顿。他说：“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国家重新引上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耽心科技会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因为经过十年浩劫，科研机构受到严重摧残，科技人员受压制、受迫害，队伍已经散了。虽然一部分科技人员还在艰苦奋斗，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来讲，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加拉大了。一些工业企业基本上还沿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引进的工艺方法。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不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经济很难上得去，现代化建设更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他特别指示：要整顿科学院。
1975年7月1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奉中央委派，到科学院工作。后来中央又派王屏、刘华清到中国科学院分管政治和业务工作。
这是一个很强的阵容。胡、李、王当时都是60岁上下，王屏、刘华清还更年轻一些。
胡耀邦早年就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是有名的“红小鬼”。延安时期担任过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后来任晋察冀军区的纵队政委，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先是在四川的川北区党委任书记，后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还担任过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要职。他没有念过几年书，但学习非常努力，不但学马列主义，也看科技书籍。到科学院后，对情报所报送的参考资料，每期必看，而且几乎每份上都作了批注。他对科学、对科学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而长期政治工作和青年工作的经历，使他善于做人的工作，对青年人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李昌肄业于清华大学，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党团书记。到延安后，当过中央青委的组织部长，后任晋察冀四纵的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团中央书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国家对外文委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他对知识分子，对科技、教育，比别人有更多的理解。
王光伟也是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在延安马列学院担任过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长，后来任东北人民政府统战部秘书长。建国后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屏和刘华清都是老红军、长征干部，1955年都被授予少将军衔。王屏建国后曾历任师政委、军政委、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建国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第一海军学校校长。1958年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毕业后，担任过海军舰队副司令员和海军基地司令员，国防部七院院长，六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
从这个阵容足可看出当时邓小平和党中央对科学院整顿的重视和决心。
邓小平要求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搞好安定团结。而且特别指出科学院思想整顿的任务很重。他希望通过整顿尽快地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具体要求是在三个月内完成三件任务：一是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尽快向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这三项任务，实际上就是进行组织整顿、思想整顿和尽快把科研工作抓起来。
当时的科学院，是由三科（科委、科学院、科协)合并而成的，除领导直属研究所之外，还担负着原国家科委的职能。因此，对科学院的整顿也可以说是对全国科技战线的整顿，是对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大调整，是全国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重灾区。
从文革一开始，陈伯达、江青就插手科学院的运动。
1966年6月，在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所，王锡鹏等人冲击所党委，抢占档案室，挑起了当时所谓的“麦收事件”(因正是麦收时节，大批职工按照国务院命令前去北京市参加抢收，王锡鹏等人诬称这是破坏“文革”的政治阴谋)。应用地球物理所是个保密单位，承担着国防任务，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院领导当然要向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汇报，陈伯达明确表示应把王锡鹏抓起来，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但后来陈伯达却倒打一耙，跑到应地所指责为什么抓人（指隔离审查），从而制造了一场混乱。张劲夫在此情况下有口难言，院党组由此背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罪名，被打成了“张劲夫反党集团”。1966年7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背着当时亲自过问科学院运动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科技界万人大会，指使张本、王锡鹏等人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科技界经历了一场浩劫。
1967年初，科学院就被造反派夺权，院党组成员全部被打倒，71名司局级干部中有59人被列为打倒或重点审查对象，连处级干部也有半数以上被打倒。各所的党委基本上都已瘫痪。党政大权为“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篡夺。后来虽陆续“结合”了几位干部，但到1975年时，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组长郭沫若不可能实际过问，副组长周荣鑫在1974年底调往教育部，副组长武衡在1972年科技工作会议之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而且身体有病，不能参与工作。副组长中只剩下一名军代表王建中。核心小组的实权实际操纵在柳忠阳一伙手中。而且他们还自作主张搞了个“列席成员”制度，让其心腹作为列席成员参加核心小组，以壮大他们的声势。这样一个班子，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是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在把持，这种领导班子不调整，正确的政策无法贯彻，你要落实，他就落空。
胡耀邦、李昌、王光伟来科学院，中央任命他们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加上新调来的王屏、刘华清，以及原已在院工作的武衡（原国家科委副主任）、胡克实（原团中央书记、当时是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郁文（原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原科学院副秘书长）等人，郭沫苦院长为组长，同时取消了“列席成员制度”，力量对比一下子发生了根本变化，领导权实际上已夺了过来。原准备三个月后提出新的领导班子的名单，但因形势变化，未能如愿。各所领导班子的调整，原计划主要在年底前进行，第二年初搞好，但也未能实现，只解决了一部分单位。
除了整顿领导班子外，胡、李根据中央九号、十三号、十八号文件的精神，特别是邓小平、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抓了六个方面的整顿工作：1、深入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坚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3、批判资产阶级派性；4、调整院所领导班子；5、整顿机构；6、整顿科技出版工作（这一条是因毛泽东对《化石》的批示加上去的）。
胡耀邦和李昌有个分工，李昌按上述几个方面抓全面的日常工作，而胡耀邦则主要是到各所作调查研究，准备汇报提纲。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胡耀邦在各种场合作了50多次讲话。这些讲话主要是宣传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而且他把各方面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科研搞上去。
胡耀邦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揭露和批判当时的种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他讲话从不念讲稿，而是以他明确的政策是非、犀利的语言、鼓动的才能和独特的风格，宣传正确的路线。仅此一点，就已同当时流行的照本宣科，讲一大堆“革命”的空话、套话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反差，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胡耀邦在这些讲话中说：“所有搞科研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搞上去不可。今后25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台风不行，得刮12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在科学院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大会上，他更充满激情地号召青年科技人员进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他的讲话鼓舞了许多人，教育了许多人，他的精神感染了许多人，使到会的很多青年流下激动的热泪，决心在新长征中要积极发挥作用。后来，胡耀邦的讲话流传到很多地方，成了青年人学习的材料。这说明邓小平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顺乎民心，是人心所向。
胡耀邦了解到1956年中央调张劲夫到科学院工作时，邓小平曾对张劲夫说，在科学院工作，就是要为科研服务，为科研工作者服务。这对他影响很深。他到处讲，科学院就是搞自然科学的，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政治挂帅就是要落到实处，否则无所谓挂帅；而政治思想工作则是要为科研服务的。“如果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找个懂业务的人当所长，老老实实地对他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他还尖锐地指出：“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的，破坏科研的。行政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去帮助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研工作的”。
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真话，但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连毛泽东都提出他话说得太多了。
为了把科研搞上去，胡耀邦到各所调研时都要求尽快地配齐管党的、业务的、后勤的班子，特别注意业务干部的人选，选择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人当所长。并且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们一定要精通业务，成为“家”，不要追逐当“长”。同时，他又十分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提出要解决好房子、票子（经济困难)、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托儿所）、炉子（煤气罐）的问题。后来群众把这概括为“五子登科”。他亲自找北京市的有关领导，解决了一部分煤气罐。尽管其他问题当时没有能得到解决，但使科技人员感觉到温暖，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一直到后来“四人帮”发动批判胡耀邦时，人们还在怀念着、谈论着胡耀邦等人为解决“五子登科”所作的努力。
这个时期胡耀邦最主要的精力则是放在主持起草科技工作汇报提纲上。
关于《汇报提纲》
胡耀邦组织了一个小的工作班子起草汇报提纲，由郁文、吴明瑜（原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罗伟(原人事局教育处副处长)等人参加。胡耀邦不管多忙，每个星期都至少要抽半天同这个班子座谈。这不像是开会，而是很轻松自如的交谈。谈的内容很广泛，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到院里的一些具体情况，无所不谈。当时他对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小的风浪还会有，但大的风浪不大可能发生了。他很明确地提出了“上海帮”（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际上也包括江青）的问题。有时他还有针对性地亲自抄录几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给大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实际上胡耀邦是很花了一番脑子思考的，用他在给邓小平信上的话来说，“是拼了一点老命的”。
就在这种交谈的过程中，他提出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提纲的主要思想，以及一些精辟的语言，都出自胡耀邦之口。如他主张第二部分的标题用“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他提出要区别政治与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促进科研的是成功的政治工作，妨碍科研的是失败的政治工作，破坏科研的则是反动的政治工作。他认为对知识分子主要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熏陶、感染。……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草稿，经胡、李、王等人讨论修改后，出来了汇报提纲的第一稿，印发给各单位征求意见，还送给胡乔木、于光远、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反复作了修改。报国务院会议讨论的是第四稿。国务院会议讨论后，邓小平从当时的形势考虑，要求把棱角去掉一些，但原则要保留，并交给胡乔木修改。最后报送毛主席的是经胡乔木修改后的第六稿。
胡乔木作了较多的修改。主要是大量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他认为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胡耀邦对这个修改稿并不太以为然，认为还是原来的稿子较好。但他对胡乔木这个党内的大秀才是十分尊重的。
后来“四人帮”当作大毒草批判的不是报送毛主席的第六稿，而是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的第三稿。这可能正是胡乔木原来想到的，因为第六稿中引了大量毛主席语录，“四人帮”要批判的话不无顾忌。
我们下面引用的，也主要是第三稿的内容。
汇报提纲体现了整顿科学院的主要思想，从理论上、路线上、政策上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端正了过来。邓小平曾经说过，拨乱反正实际上是从1975年就开始了。从科学院来说，正是如此。
汇报提纲原来的全称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是面对全国的科技工作的。但最后经胡乔木修改的第六稿则改为《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
乔办修改前的提纲共分四部分，即：一、肯定科技战线的成绩；二、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三、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四、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整顿。最初曾有关于规划的内容，后来邓小平指示，规划部分暂时不写。这样就更突出了拨乱反正的内容。
提纲首先从农业、工业、医疗卫生、新兴科学技术和国防、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等方面概括了二十多年来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肯定了“二十多年来，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成绩是主要的”。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战线的估计：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专政，是修正主义统治还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教育战线，由于1971年8月中央批转的经张春桥、姚文元定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打着毛主席同意的旗号作出了“两个估计”：即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否定了整个知识界。“四人帮”将这“两个估计”作为向知识分子逞威的武器。而在科技战线，还由于在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在1967年1月的科学院万人大会上明确地说过：“经过十七年的斗争，我们总的方向是遵循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这是一条红线”。“四人帮”对此耿耿于怀。他们一方面要全面否定十七年，才好把革命干部和科技人员统统打下去，而显示出他们才是最最革命的；另一方面，他们企图在科技战线的红线黑线之争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因此，在文革中，这始终是斗争的一个焦点。
在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自我爆炸之后，曾出现了一个转机。周恩来主持了中央的日常工作，而且林彪和“四人帮”本来就是一伙的，批林彪当然也就批了“四人帮”。于是在1972年8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从一开始，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科技工作。在这次会上，十七年正确的科技路线居主导地位的看法占了上风。许多与会代表列举了本地区、本单位的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个论点，同时批判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干扰破坏科技工作的种种罪行，并要求把被弄乱了的思想理清楚，被批判了的规章制度重新建立起来，停顿了的科研工作和被撤销了的科研机构能够恢复，脱离岗位的科技人员能够重新回到实验室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当然为“四人帮”所不容。而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当时的任务不是反“左”而是反对“极右”。因此这次会议拖了四个多月之后才在1973年1月作出了一个会议纪要。这个纪要虽然对十七年的科技工作基本上作了肯定，但却又“批驳了那种把（文化大革命中）科技领域形势说得一无是处的种种谬论”，对科技队伍的估计，则仍维持“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说法。
即使这样，在不久后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又把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作为“复辟回潮”的典型，展开了严厉的批判，一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也为此受批判乃至遭受迫害。1974年3月，江青还借感光化学所一些人给她写的信，复信说，要“学习柳下跖的办法回敬科技界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1974年5月，江青在参加周恩来会见李政道时，还叫嚣：“我看你们科学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就不少”。
柳忠阳等对江青的复信如获至宝，大量翻印，要全院学习，而且要层层揪科学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武衡就是首当其冲挨批判的对象。
汇报提纲对这个问题当然无法回避，但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胡耀邦提出，这里可不用“十七年”，而用“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当然包括十七年，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遗憾的是，胡乔木在修改时把这一要点给删去了。他是怎么考虑的，就不得而知了。
提纲的大部分篇幅，也可以说整个提纲的精华是在第二部分——“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胡耀邦认为，“力求弄通”这很重要，“四人帮”既然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我们就必须把毛主席的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讲清楚。
这一部分讲了六个方面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问题不可能讲得很透彻，但态度是鲜明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
一、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提纲指出：“三项指示（指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不能割裂开来”，“对科技工作，一定要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得到巩固”。这主要是针对“四人帮”把政治、把革命叫得震天价响，什么“只要革命搞好了，科研耽误几年没有关系”，“三年不搞科研，油田照样出油”，甚至把政治同科研对立起来，说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春桥还说，现代化建设“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他们手里一直拿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科学至上”的大刀，只要谁一提发展生产、发展科技，就把刀砍将下来。提纲在这里还只能是从正面来讲清道理，比较含蓄地批判那些错误观点。
二、关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
提纲指出，“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因此，“科研要走在前面”。
本来，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以及科研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这些话在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就说过。这次提纲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把这些观点重新提了出来。这当然是犯了“四人帮”的大忌，因为他们一再宣扬的是阶级斗争为纲，“革命”要走在前面，怎么能让科研走在前面呢！后来“四人帮”在批判这些观点时，不仅说这是“以目代纲”、“以目乱纲”，而且还胡搅蛮缠，说什么：科研走在前面，“其潜台词就是搞复辟科学院要走在前面”。他们既不顾事实，又没有理论，只好靠大帽子来唬人。
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在文革前就在认识上时常发生摇摆。较为经常的是批判科研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科学工作十四条》对这个问题有较全面的阐述，而毛泽东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论述，应当是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文革中“四人帮”连生产都不搞，却狠批科研脱离生产，要科研“以工厂农村为基地”，陈伯达还要科学院“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中小学”。几乎所有比较基础一些的科研课题统统被说成是脱离生产的。科学院在广州的昆虫所、华南植物所等9个研究单位，下放地方后被改编为粮食队、林业队、畜牧队、经济作物队和水产队，大批科技人员被分派全省各地，长期下放插队。武汉水生生物所也改变成主要为当地水产品生产服务。
值得提出的是，汇报提纲曾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其出处是1962年毛泽东在听取科学规划汇报时的讲话。这句话在有的同志的记录上有，因此文革中许多群众组织编印的毛主席未发表言论的小册子中都曾收录，流传很广。起草提纲时根据这个情况，而且马克思也曾讲过这个意思，毛泽东当时还讲了“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其意思也差不多，因此就写上了。但毛泽东说不记得讲过这个话，而遍查其他同志的记录，又没有这句话，因此，最后把这句话给删去了。这件事后来被“四人帮”大肆攻击，说是伪造“最高指示”。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是很重视科学技术的，从他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到。这之后，1956年周恩来根据他的意见提出向科学进军。尔后，毛泽东又提出技术革命科学实验革命运动等问题。但六十年代初，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发展生产力已放到次要的地位，科学技术就更等而次之了。在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虽不明确但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列入了上层建筑的领域。因此，这时毛泽东已不大可能再同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说法了。
三、关于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
对这个问题提纲作了较多的阐述。因为当时强调的是群众运动，极力贬低专业队伍的作用，甚至诬蔑研究机构是“资产阶级的土圈子”，“修正主义的肥沃土壤”，提出要“拆墙填沟”，“开门办所”，办成“四不像的机构（不像研究所，不像工厂，不像学校，不像机关)”，从而为砍掉专业队伍制造舆论。
于是，科学院的研究机构给搞得七零八落。1965年时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106个，科技人员24714人，而到1975年，仅剩20个直属研究机构和44个与地方双重领导的研究机构，科学院已失去综合配套的优势，也破坏了科研工作稳定和连续的环境。工农业部门的科研机构，情况同科学院差不多。农业方面更为严重。连企业的研究所和研究试验基地也被解散。科学院根据叶诸沛的建议在首钢建的进行“三高”试验的小高炉，也被改成了生产用的高炉，完全不搞试验。
提纲提出要发挥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两个积极性。广大农村、厂矿的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要大力巩固和提高，专业队伍也要发展和提高。这两者的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提纲特别指出，“许多专业机构多年来没有补充新生力量，平均年龄已近40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前急需从下放劳动多年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中，从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涌现出的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分子中，有计划地吸收一部分人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还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
否定专业机构，主要是否定实验室的作用。“四人帮”不学无术，根本不懂得实验室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甚至计算所在研制大型千万次计算机时，一些受“四人帮”谬论影响的人提出要放到工厂车间去搞，把这叫作结合生产。后来幸亏有人向邓小平反映了情况、提出了意见，邓小平批示要保护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才使757机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四人帮”在科学院的帮派势力还大肆宣传大连化物所搞“科技服务小分队”的经验，大力推广上海激光所把研究所办成“四不像”的经验。张春桥认为，“搞独立的研究所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要把这些知识分子赶出去”。王洪文在上海的小兄弟更提出要“把研究所变成派出所（把人都派出去）”。
因此，提纲指出，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决不能否定实验室的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绝对地、不加具体分析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胡耀邦对否定实验室作用一事非常气愤，他在一些研究所的讲话中，对此更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加速器开门？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
什么叫“开门办所”?我们不妨看一看后来批判汇报提纲时，《红旗》的一篇文章中说的话：“有了开门办所，广大工农兵进入科研阵地，那种为工农兵设置的高墙壁垒和严密岗哨被打破了。有了开门办所，那些专业科研机构以研究员为中心，即学阀瓜分学科，占‘科’为王站不住脚了。有了开门办所，那种科研人员中的森严等级，猫鼠关系也难以维持了。”
此外，提纲还批驳了那种把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搞的科研工作说成是“小生产”的谬论。可笑的是，1964年时，陈伯达向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干部大谈要办居里夫人式的只有几个人的实验室，而曾几何时，文革中却又大批科研工作的“小生产方式”。他们既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许多科研工作已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不承认科研工作中个人或少数人钻研的必要。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愚昧无知，把愚昧看成革命，无知而偏要瞎指挥，势必酿成悲剧、闹剧。
四、关于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
文革初期，科学院帮派势力就大批中苏合作进行的黑龙江综合考察是卖国主义。同时，批判调研国外文献是“从外国人的文献夹缝里找课题”，是“崇洋媚外”。许多外文资料被封存不让借阅，同国外交换科技资料，进行学术交流的渠道基本上中断了。而且还不能讲同国外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要吹嘘自己的成就如何居世界前列，否则就是“爬行主义”。“四人帮”还制造了“风庆轮事件”和“蜗牛事件”，都说成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影响到整个技术引进的工作，特别是使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引进推迟了好多年。
提纲正是针对这些谬论，义正词严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主席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经验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提纲引用了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大胆地提出，“把外国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统统拿来，为我所用”，“这样做，决不是‘爬行’，而正是加快步伐；决不是‘崇洋’，而正是满怀信心要同一切洋人试比高”。还具体提出，要千方百计收集、研究、分析外国的科技文献资料，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要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提纲针对当时许多青年人不敢公开学外文，以致整个科技队伍外文水平大大下降，看外文书、听和说外语都非常困难，偶尔有外国学者来讲学，都要老科学家担任翻译的状况，提倡青年科技人员要下功夫搞通一两门外文。
五、关于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四人帮”一直反对自然科学理论和基础性的研究，动辄给人戴脱离实际的帽子。许多理论研究只能成了“副业”，秘密地搞。正如贝时璋所说：当时我们连“基础科学”四个字都不敢提，更不用说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了。林兰英说，关于基础科学和理论问题，整整吵了四年，还定不下来，我们只好偷偷干。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邹元曦、陈念贻也是在“牛棚”里搞的。连黄昆的理论工作都是作为“业余研究”。
1972年时，周恩来曾打算纠正当时盛行的极左的政策。针对“四人帮”对科研事业，特别对理论工作和基础研究的破坏，周恩来在北大会见美籍华裔学者参观团时提到：“我们今天向这位周博士（指周培源，时任北大校长）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不久，周恩来又在周培源提出的《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上批示：“要求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完了”。他还要求周培源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周培源根据这些指示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看法》一文，在《光明日报》（1972年10月6日）上发表。这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同时，张文裕、朱光亚等18位科学家上书周恩来，要求加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工作。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复信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中国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科学院要抓的项目之一。”此后不久，科学院召开了高能物理会议，对高能物理和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作了部署。
但是，不久，“四人帮”就掀起了一股批判“刮理论风”的恶浪，而且“不论后台有多大，都要揪”。姚文元还胡说什么“那些口口声声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是最不懂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最基础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不但周培源遭批，所有提倡理论研究的也都受到冲击。包括提倡开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受到批判，幸亏王应睐等一批科学家坚持，才使我们的基因工程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奠定了一个基础。据马大猷和郝柏林对当时理论物理研究状况所作的分析，除基本粒子物理比从前壮大，原子核物理大体维持原状外，统计物理和理论物理方面，北大、南大、复旦、吉大、物理所五支队伍非散即转，这是离实际最近的一部分理论，但却因政策的摇摆而更多地受波及。
因此提纲指出：“要以大部分力量积极地认真地去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出的课题。要引导科技人员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但是又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从当前的情况看，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的，要有计划地加强。许多理论研究往往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容易受到冲击，更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做好切实安排，而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这段话当然是对“四人帮”批刮理论风的一个回击。
六、关于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
提纲除了对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领导的问题作了阐述外，着重讲了百家争鸣的问题。
文革中根本谈不上百家争鸣。“四人帮”扬言：“只搞一家之言，不搞百家争鸣”。他们说这一家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更为荒唐的是他们还要批判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基本理论，要以他们的哲学来代替自然科学。姚文元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从而棍子飞舞，标签乱贴，动辄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来否定科学理论。
“四人帮”提出，“多年来资产阶级世界观及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要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那位自诩为大理论家的陈伯达，就让科学院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科学院革委会紧跟着就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还出版了《相对论问题讨论》刊物。上海则遥相呼应，由张春桥、姚文元组成了“上海市科技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他们把爱因斯坦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而相对论，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在物理学中“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唯心主义逆流”。而且还有一大堆帽子，什么“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资产阶级唯我主义”，“一面黑旗”，“在它的带动下，自然科学被资产阶级御用科学家们糟蹋得不像样子”等等，等等。
这场闹剧由于陈伯达的垮台而有所收敛，但科学院革委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的是“我们准备以批判相对论的学习班作典型试验，取得经验，继而在生物学、地学领域中也开展类似的批判工作”。很明显，批相对论只是个引子，他们还要推而广之，批判其他各个领域的理论。特别是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更是变本加厉地向各个领域的科学理论开战。
他们胡说，大爆炸宇宙论和现代宇宙学是学术领域唯心主义的典型，是“供给宗教和科学以新的论证”的伪科学，“在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的需要，适应反动势力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黑洞理论被说成是“在科学上是荒谬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控制论更成了“唯心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同义词。他们指责控制论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对电子计算机，则说是“资产阶级把电子计算机吹得那么出神入化，其实……是用以骗人骗己，麻痹人民的意志，转移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借批热寂说，否定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批“还原论”的幌子下，否定和破坏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这是中外罕见的对科学的全面围剿。
因此，提纲着重指出：自然科学学术争论，要通过科学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对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的学术观点不能盲从，但也不能把它们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伸就算完事”。
这第二部分是提纲的最主要的内容，是对“四人帮”种种谬论的一次集中的批驳，也是文革中第一次全面地、尖锐地对被颠倒的是非所作的澄清。其中有许多观点是文革前就已明确了的，但这时因其针对性，因经历了反面的教训而显得更为深刻。
提纲中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部分，首先肯定了科技人员“总的来说，他们在基本政治立场上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是极少数，有一部分科技人员思想感情基本上工农化了”。提纲分别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科技人员、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包括近万名我们选派出国留过学的科技人员)、受审查而未作出结论的、从工农中培养提拔的专业科技人员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的进步以及对提高我国科技水平所起的作用，而缺点主要是“有些人学术观点比较陈旧”，或“由于各种原因，工作不大胆，畏首畏尾”，“有不少人科学理论知识还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他们思想毛病的要害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这段话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很平常的，但在当时，胡耀邦却是字斟句酌，可以说每句话都有所指而发。因为“四人帮”把十几年来勤勤恳恳按党的路线方针行事，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都诬为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被理所当然地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解放后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只要努力钻研业务的，都成了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科技人员中的党员，则是“戴红帽子的最危险”。总之，知识越多越反动。
更为严重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对王洪文说，“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是有几十个，而是有几百个，这里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象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他们还说：“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姚文元说，“苏修叛徒集团都是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徐景贤说，“知识分子像粪缸里的皮球，要按住不放，稍一松手，就要浮上来”。这就不仅是要把知识分子搞臭，而且简直是要置于死地。他们不只是说说而已，在上海，他们就制造了一个“两线一会”特务案，把原中央研究院和日伪时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为两线，把在地下党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迁台而组织的应变会作为一会，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一千多人。受到逼供、隔离、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上海植物生理所40％的人被打成了特务。在长春，1968—1969年间，长春光机所也大抓特务，说是有8条又黑又粗的特务线，涉及216人，隔离审查100多人，押送公安局5人，逼死十多人。他们还狂叫：光机所有800知识分子，批掉300还有500。
不仅政治上迫害，连业务上也全盘否定。姚文元说，“知识分子懂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张春桥说，知识分子从小到大所学的知识“统统忘了还好些”“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一个胜利”。“四人帮”在科学院的帮派势力炮制的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中也跟着学舌，称知识分子“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简直是一无是处。
于是，知识分子就成了“臭老九”。毛泽东曾说过：“老九不能走”。意思是还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竟连这个话也收入“供批判”的言论之中。在当时形势下，提纲没有直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分析，但从上面引的一段话，很明显，把“四人帮”为对知识分子政治上迫害所制造的各种罪名给一笔勾销了。而且提纲中对不论那一类型的科技人员，都要求大胆使用，积极培养，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也有例外，这就是对“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极少数人，“他们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搞邪门歪道，在思想政治上并未入党，却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在业务上自以为是，指手划脚；在组织上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动辄以人划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这当然是指的那些“四人帮”的帮派势力。胡耀邦在讲话中，更严厉地指出，这种人如不改变，就会成为法西斯。把这一段话同前面对各类科技人员的分析作一对比，爱憎是很分明的。
这个汇报提纲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就受到科技人员的欢迎，认为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同时，不胫而走，传到了不少科研文教单位，也受到普遍欢迎，认为提纲不仅恢复了文革前正确的东西，而且有新的提法。当然，也有少数受左的影响较深的人则认为起草提纲的人好象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用的是旧的语言。“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则不敢正面反对，而是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汇报提纲可以说是科技战线在当时的一个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后来曾对提纲有过评价，他说：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确实是这样，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彻底地拨乱反正。同时，因为毛泽东对汇报提纲没有表示态度，而不久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提纲中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和做法，也不可能实施，而只能是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推翻“四人帮”作了准备。
邓小平在讨论《汇报提纲》时的重要指示
邓小平对汇报提纲一直很关心。当汇报提纲上报后不久，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就召集国务院会议加以讨论。邓小平认为科技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他肯定了提纲的观点，同时也对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意见。
这次讲话的内容，以《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34页。这里只就我们的认识谈他的几个重要的思想。
一、强调科学研究工作要走在前面。
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对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很耽心的。当胡耀邦汇报时讲到我们的科技工作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时，邓小平特别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谦虚一点，也就是说要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在讲话中还提到许多青年人正当干事业的时候，却没有事干。提到大学生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提到教育可能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等等。
所以，后来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学和教育，因为他确实感到这两个部门太重要了。
二、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
他认为现在科技人员比重少了，不是多了。而就是这样，还有大量人才学非所用，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这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特别提到了像黄昆这样的老科学家都不用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
黄昆是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在四十年代提出的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X光漫射的理论，在六十年代为国外学者证实并得到应用，被称为“黄漫射”。1950年他同其夫人艾夫·里斯合作，首次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黄一里斯理论”。1951年又首次提出晶体中声子和电磁波的耦合振荡模式，所提出的运动方程，被国际上称为“黄方程”。当时他在北大任教授，但连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当时竟也不让他搞本行，他只好把本行当业余来研究。
后来邓小平还多次提到黄昆这个例子，指出这种学非所用的情况是大量的。为此，他提出要建立科技人员档案，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有一千人也好，也许有几十个人是有成就的，那也了不起，要帮助他们创造条件。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指示，科学院在粉碎“四人帮”后建立了科技人员业务档案，并且建立了一千个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的名单。
三、提出科技人员是劳动者。
邓小平说，“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个敢于讲这个话的人。他这样讲，实际上已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给脱掉了。
四、关于红专问题。
邓小平举了陈景润的例子，说陈景润是秘密在搞科研，“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
这里讲到的陈景润，在科学院一直是有争议的人物。文革中更被作为“安钻迷”（指安心、钻研、入迷）和“白专”的典型受到批判，并被“专政”。从专政队放出来后，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里，电灯线还被人铰了，他买了一盏煤油灯，害怕灯光外露，又用报纸把窗户糊上，就这样秘密地进行数学运算。直到1973年4月，因新华社记者反映他病情危急，武衡半夜去看望他，他正在稿纸上书写，但却向武衡表白他是在听广播，关心政治，关心文化大革命，以示不是在搞业务。
陈景润原在厦门任教，其数学才能被华罗庚发现，调到科学院数学所工作。他在解析数论方面所作的系统工作，为国际公认。他钻研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1973年发表了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即人们所称的“1＋2”)，也为国际同行称道为“陈氏定理”。这个成果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实际上把红专与白专的问题给解决了，把长期压在科技人员头上的“白专道路”的帽子也给脱掉了。
五、要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
邓小平提出，要创造条件，首先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问题，家庭有困难的要帮助他们解决，孩子没有进托儿所的要帮助进托儿所，夫妻两地分居的也要帮助解决。
六、要办好教育。
邓小平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是很不满意的。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有些大学只是中等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他这时已在思考改变大学招生制度的问题。他要科学院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
七、提出科技机构领导班子要有三套人。
邓小平认为关键在领导班子，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而科技机构的领导班子要有三套人，即党的、科研的和后勤的。他说，要挑选好的干部管党务、管后勤。后勤很重要，要为科研工作创造条件。
从邓小平以上的讲话，不难看出，他对汇报提纲提出的观点是肯定的，同时，关于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他这时已经有了一套想法，而到科学大会时他的讲话，则是把这些思想更丰富、发展和系统化了。
《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曾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
毛主席对汇报提纲还没有表态，一场批邓的浪潮就席卷而来。
“四人帮”的垂死挣扎与人民的胜利
正当人们看到了曙光而欢欣鼓舞的时候，风云突变，又出现了重大的反复。
1975年11月初，邓小平召开了一次打招呼会，通知胡耀邦、李昌参加，并要他们准备检讨。会上念了毛泽东对刘冰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的批示，说刘冰的信矛头是指向他的。江青借此指责科教方面的“逆流”“翻案风”。从此，开始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这之后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磨难。先是邓小平下台，然后是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五运动遭受镇压，又加上唐山发生大地震，而“四人帮”这时更加横行无忌。天灾人祸，天怒人怨。悲愤、悲痛、悲壮，天空一直被乌云笼罩。一时，“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紧锣密鼓地动作了起来。清华、北大的“造反派”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迟群把柳忠阳找到清华大学去，对他说：“右倾翻案风是从路南（指中关村）刮到路北（指清华大学)，你们科学院反击右倾翻案风阻力很大，我们准备写文章支持你们。《汇报提纲》清华已发到支部批判，你们科学院也要批。”柳忠阳马上把汇报提纲私印许多份散发作为批判的靶子，并把国务院会议讨论时邓小平的讲话记录偷偷送给上海的同伙。上海则将其印成白头文件一直发到基层，“供批判用”。在上海，他们强令科学院生物化学所等单位“在两天内大字报要铺天盖地”。大字报尚未及贴出，当天上午他们的舆论工具就登出了“坚决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报道，说是“生化所等单位的大院里沸腾起来了，从绿树丛中到科研大楼一排排大批判栏林立，从会议室到实验室，一次次大批判会不断”，还说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于是王秀珍提出：“你们科学院运动搞不起来，我可以开一个工厂（的人)进去”。
的确在科学院根本批不起来。许多单位的群众在讨论“批判”汇报提纲时，不少人都提出：看不出错在那里。有的故意引用汇报提纲中的话来讽刺挖苦“四人帮”。大家心里都明白，正是汇报提纲，说明了什么是正确的科技路线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正是邓小平领导的对科学院的整顿，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最使“四人帮”难堪的是，1976年2月，“四人帮”精心策划了一次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姚文元布置新闻单位派来成百名记者，人民日报预留版面，准备大肆宣传。会议开始后，到会群众故意提出要求认识一下胡耀邦、李昌。主持会议的军代表王建中就让李昌从台上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胡耀邦因病未到场)，这时场上立刻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李昌被要求下台绕场一周，群众纷纷向他投以亲切的目光和微笑，表示慰问。批判会开始不久，与会者纷纷退场，柳忠阳等人不得不下令紧闭大门，但许多人还是滞留在场外信息厅里。摄影机摄下的是稀稀拉拉、七零八落，使“四人帮”大失所望的场面。批判会以一场闹剧告终。
与“四人帮”预期的相反，科学院一九厂的职工勇敢地到清华园贴大字报，提出要同“梁效”(两校大批判组的别名)辩论，并义正辞严地责问当时的新华社，为什么在《参考资料》上刊登诬蔑周总理的文章。
这时的“四人帮”只好靠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来支撑门面。他们连篇累牍地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1976年6月，迟群要“两校大批判组”将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发展工业若干问题》编成三本小册子，作为“三株大毒草”并加上批判文章。张春桥则指令北京动员全市赶印，仅北京市就用去纸张一万四千多令。
“四人帮”把整顿说成是“复辟”，是”反攻倒算“。姚文元在《红旗》发表的梁效《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中专门加了一段话：“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比起教育界毫不逊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真是图穷匕现，姚文元亲自公开跳出来同周恩来大唱反调，妄想把科技界同教育界绑在一起，都说成是黑线专政。在这篇文章中还说：“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柳忠阳等专门组织人写了篇文章，登在1976年第4期《中国科学》上，题目是《一个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篇文章同其他批判文章一样，除了帽子、棍子之外、实在拿不出什么货色。我们今天把它再拿出来曝一下光，让大家见识一下“帮文”。
这篇文章说：“从他们的新的历史时期观出发，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唯一的‘大目标’提了出来，并鼓吹科研要走在前面的谬论。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提到了纲的位置上，而科学技术又成了纲中之纲。‘科研要走在前面’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谬论。这种谬论同叛徒刘少奇、林彪的‘技术能引起整个社会变化’的谬论同出一辙”，“按照他们的办法去搞四个现代化，只能把社会主义方向化为乌有，把人们化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而四个现代化或者搞不上去，或者重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他们并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当代的‘洋务派’‘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派。他们关心现代化是假，复辟他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是真”。人们可以欣赏一下，这里是满纸的唬人的空话、胡话，什么内容也没有，什么道理也不讲，同汇报提纲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正因为手里没有真理，就只能依靠窃取的权力来挥舞大棒。他们不顾胡耀邦有病，硬是把他拉到大连去接受批判。因为大连化物所当时的领导人炮制了一个“对着干”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用他们的话说，现在不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是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们竟然策划要搞一个全是由工人组成的研究室，以示打破了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他们说团结教育关键在改造，而且要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同抓知识分子改造结合起来。
他们还查胡耀邦同刘冰的关系。他们又利用这个时机，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安插他们的亲信。他们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一批干部给打了下去。
广大群众长期郁结在心中的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终于在1976年4月清明节前爆发了出来，形成了一场痛悼周总理，冲击“四人帮”，实质上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运动。科学院的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一九厂的职工更站在了运动的前列，他们抬着花圈，举着大幅诗牌，穿过王府井等闹市区，走向天安门。诗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半导体所群众送的花圈，挽联上写着：“巨星陨落神州内外赞光明正大痛悼英烈，挥泪操戈举国上下恨阴谋诡计怒斥妖魔”。计算所群众在悼词中写的是：“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愤斩祭周公”。情报所的郑殿珍还在天安门前发表演讲，散发天安门诗抄。
真是一支支投枪，一把把利剑，直向“四人帮”刺去。
据后来“清查”得到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科学院到天安门送花圈的有30多个单位，154人。挽联上有所谓“影射攻击”词句的有7个单位8个花圈，抄回诗词1600多份。
这场革命运动遭到了镇压。科学院因而被非法拘留的有8人，被隔离审查和停职检查的47人。
“四人帮”及其在科学院的帮派势力心怀叵测，把目光盯住半导体所。因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在半导体所工作，他们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听说半导体所放录音，姚文元就让人民日报的鲁瑛派人去查，想搞所谓“深层情况”。传闻邓楠和其他人一起抬了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更如获至宝，说是“可重要啦”，要求赶快写出来。他们把同邓楠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冯应章等人隔离审查，把他拘留了起来。柳忠阳还派了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到半导体所检查。他们这一切，无非是想把邓小平同天安门事件挂起钩来，说明邓是后台。
但是，群众不顾“四人帮”的迫害，珍藏着当时抄录的诗词、拍摄的照片。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自动化所王安时、宋克荒以及七机部502所和其他单位同志的努力，收集了大量的诗词和一万多幅照片，编印成册，出版了《革命诗抄》和《人民的悼念》画册。
“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镇压“四·五”革命运动，目的是为了篡权。他们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及中央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指向敢于反抗他们的干部与群众。
“四人帮”在科学院的帮派势力这时加紧了篡权的活动。胡耀邦、李昌“停职反省”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还把整顿科学院时由中央和国务院政工组调来的20多名司局级干部都说成是“还乡团”加以排挤。他们提出了“依靠左派，团结党员，打击党内右派”的反动口号，并对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阶级分析”。6月，他们要各单位“班子（名单）要快报来，报来就批”。7月，得知毛泽东病重后，更是“要准备情况变化，抓紧干部配备”。要求“十·一”前“对发现的问题要抓紧严肃处理，我们可以收拾他一批”。十月初，他们又策划改组院核心小组。
他们选拔干部的标准是“要清一色造反团的”。在7－10月间，他们提拔调动了处以上干部近百名，有的从副科长突击提拔为司局长。特别是院政治部，干部调整了三分之一。令人发指的是，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而在此前后，他们正紧张地进行国家地震局班子的调整，撤销了原局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和一位副组长的职务，强令一位副局长离职休养。他们说什么“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冲击批邓”，“抓地震预报只是几十万人的事，抓批邓则是8亿人的大事，我们关心的是批邓”。“目前震情搞得这么紧张，就是走资派捣乱，用地震压批邓”。抓防震抗震救灾工作是“不抓阶级斗争，不要政治，还是白猫黑猫论”。在震情最紧张的时侯，他们不听对震情的分析，而是在考虑班子调整。
毛泽东逝世后，柳忠阳等人更无所忌惮，在10月7日召开的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提出调整核心小组的问题，决定胡耀邦、李昌、胡克实三个“走资派”不能参加，武衡、王建中也不再参加，副组长成了柳忠阳等三人。他们急不可待，说什么：“老叫我们等（国务院政工组曾指示组织问题等运动后期解决），等到什么时侯？这事不能再等了”。然他们的报告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但这时的大权已被他们窃踞。他们得意忘形，说什么在中央各部中只有科学院是造反派掌权。
粉碎“四人帮”的惊雷震破了他们的美梦，但柳忠阳等人仍利用手中的权力，故作镇静地作垂死挣扎。他们威吓一些群众：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可是这毕竟已是螳臂挡车。1976年10月27日科学院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上，群众自发地把柳忠阳轰下了台，11月25日，中央批准给柳忠阳办学习班。“四人帮”帮派势力对科学院的统治终于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