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做出了卓越的科学贡献，中年时期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晚年仍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为祖国科技发展呕心沥血。”朱邦芬，这位曾经和黄昆一起提出“黄-朱模型”的教授为黄昆的一生作出了概括。

　　“物格无止境，理运有常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内一块石碑上铭刻着这样一名话，这里是黄昆先生工作和生活过20多年的地方。1952年院系调整后，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黄昆等人登上北大讲台，为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开设普通物理课。从固体物理到半导体物理，黄昆和其他教师一起奠定了北大物理系乃至全国物理教学的传统，桃李满天下，“弟子”中更是涌现出甘子钊、秦国刚、夏建白等院士。

　　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前夕，记者来到北京大学，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建白的帮助下，临时“请”到几位黄昆的学生和20世纪50年代的同事。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这些也已白发苍苍的北大教授们仍然满怀感情地讲起“黄老师”，讲起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表面张力”的故事

　　提起黄老师，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表面张力”，一直到现在，关于这一物理概念的阐述还来自于黄昆的经典解释。

　　50年代初毕业留北大任助教的赵凯华，讲述了背后的故事：“黄昆先生是1951年回国，当时30岁多一点，还没有结婚，一个人就住在实验室里。我当时刚毕业，在教普通物理碰上一些问题，特别是表面张力，觉得所有的书上都没有讲清楚，就向黄先生请教。他说想一想，大概第二天，他说想清楚了，并当即在黑板上很仔细地给我们解释。到1952年，他开始教普通物理时，对这个问题又进一步钻研，写了文章给《物理通报》。”

　　虽然是理论物理学家，但黄昆却喜欢自己动手。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一般人都会送到修理部去，他却自己卷起袖子。1956年入校的章蓓说：“黄先生生活上要求很低，也非常简朴。60年代，我们在昌平有一个校办工厂，研制第一台计算机，试制集成电路，他那时一方面给工农兵学员讲课，一方面到车间或生产线和大家一起做。按说他是搞理论的，而且学术造诣非常高，但是到了车间他总是不耻下问，向工人学习每一个细节和技术，而且要求非常高。当时在工艺流水线上清洗样品非常琐碎，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他抽烟很厉害，平常每天一到两包，但到了工厂，他就忍住。”

　　“我毕业后在半导体教研室，一直是黄先生带着工作，他是室主任。他总是告诫我们，抓住现象后一定要搞下去，对我们的科研有很大启发。我现在就经常拿黄先生的这些教导学生，很多学生按照这个思路做出了成绩。”章蓓满脸洋溢着敬佩。

　　“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北京大学52级的秦国刚在去年当选为院士，回忆起近半个世纪前的时光，他说：“我原以为是位老教授给我们上课，没想到他那么年轻，才30多岁。第一次听黄先生讲课，感觉的确和中学老师水平不一样。听他的课，好像是一种享受，除了科学以外，能体会到一种美感。他分析特别透彻，能够让人比较快地掌握关键之处。现在回想起来，黄先生也不是天生就会讲课，为讲一节课经常要备课好长时间。”

　　的确，黄昆自己就曾经在自述中承认，上学时写作文三句话就完了，在表达和语文上有所欠缺，曾经因此语文考试不及格。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投入教学的热情。在没有蓝本的情况下，他自己动手编写了《固体物理学》，还和谢希德教授一起编写了《半导体物理学》，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两个专业的必读著作。

　　“黄昆先生学术上非常严谨，概念非常清楚，讲问题没有含糊的地方。他的课还非常有启发性，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有启发性就是给学生提问题，黄先生不是这样，他讲课启发性极高，但从来不问学生一个问题，而是从头讲到尾，用非常明白的语言把学生吸引住。”赵凯华说。

　　“我是做实验的，但也喜欢听黄先生讲课。”1956年入校的赵汝光说，“黄先生能够按照思路一步步深入下去。这个问题别人讲，玄得要命，他讲就很简单，就连我这平常不搞理论的人，都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正是有感于黄昆的授课，前不久当黄昆重回北大做讲座时，赵汝光慕名前往。“我去听了，就是因为多年前听他的课上瘾，这次又去听，还是一种享受。”

　　“鬼剃头”的故事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而生活细节也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品格。

　　“我在大学里最爱听两个老师的课，其中一个就是黄昆老师。”吕斯华教授至今仍记得一个小细节：“那是1958年，有一次，可能是由于劳累过度，黄先生出现了‘鬼剃头’，一夜之间掉了一大块头发。第二天上课时，他为了不影响大家听课，一登上讲台就先摘下帽子，给大家看，说‘免得你们笑话，影响教学’。”

　　对于自己在北京大学教学的20多年，虽然黄昆说自己光顾了备课和教学，不太关心学生。但是在吕斯华眼里这却是他的谦虚而已：“黄先生和学生的关系非容融洽，那时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但只有黄先生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决赛那天，学生都跑到他家去了，他家全是人，一直站到门外。”

　　“黄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但他和夫人经常与我们一起劳动，什么事情都做。‘文革’时他是二级教授，每个月有285元钱，他把200元交了党费。他在生活上要求很低，在学术上却要求很高。评职称时，他就对某些人相当不客气，有时让人下不来台。一次，一位副教授评教授职称，大多数学术委员同意，他却说，给他个副教授就不寒碜了。这是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他人的表现。”赵汝光坦言。

　　同为1956年入校的吴思诚教授说：“黄先生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但他不愿意炫耀自己，从来没有特别的要求，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和老百姓，我们为他得奖高兴。”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他穿个老棉袄，前滚翻做得非常好。”

　　“他至少是很有性格，也很幽默的人。因为患了帕金森病，要按时吃药。有一次忘了，结果他夫人打电话来说你怎么忘了吃药。黄先生回答说，是你忘了，还是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