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5日专电(李斌、沈路涛) 这是一个普通的上午，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半导体所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头戴小帽、衣着朴素的老人向记者讲起了他的一生。

　　他就是黄昆。

　　83岁的黄昆是在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之前接受记者采访的。短短60分钟，这位世纪老人言简意赅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冬天的阳光铺洒在这间朝南的房间里，记者的思维随着老人的思绪，一会从英国来到中国，一会从北京大学来到半导体所，纵横跳跃，时有隔世之感。

　　读名校，从名师，交名友，翻阅简历，这似乎是黄昆给人的最初印象。从燕京大学到西南联大，从布里斯托大学求学到利物浦大学任教，再到北京大学，他先后师从吴大猷、莫特、玻恩三位大师(后两位先后摘取了诺贝尔奖)，和大师同行，使他在30岁前后那几年时就成绩斐然，创造性地提出了“黄漫射”、“黄理论”、“黄方程”，令人刮目相看；和杨振宁、谢希德等人的交往合作，也使他吸取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

　　李政道曾经说20世纪是物理的时代，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物理学是20世纪整个科学的基础，无数的科学家在物理学领域里大展才华，成为时代的骄子。黄昆也不例外，他一开始就有意识地站在了科学前沿。

　　“确实，物理学在那个年代获得了很重要的发展，我的导师莫特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愿意找他当老师。由于他是固体物理学的权威，一旦进入就站在了高的起点上。”黄昆因此终生受益匪浅，莫特的严谨风格也一直在“漫射”着他，也从他身上“漫射”着一代又一代的后学晚辈。

　　从研究中得到了什么？“乐趣，乐趣从何而来？第一，你要有问题要解决，第二，你确实有办法去解决他，而且这个办法不是很明显，是你自己创造性地去解决科学问题，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愉快。”虽已经83岁高龄，但黄昆说话不紧不慢，条理清晰，神情坚定，饱经风霜的脸上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个人的一个特点，是不喜欢做大家都做的事情，不喜欢随大流，这种创造感让人很高兴。”

　　黄昆认为从事科研工作“光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兴趣还不行，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当然这种看法也“不能过分强调，我年轻时在国外一起学习工作的人有几个都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就不一定都有特别的才能。”

　　黄昆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质疑。“我的成就说不出很大的特点，说不出太大的道理，而杨振宁的贡献就很容易解释。他的成就是公认的。”有意思的是，虽然杨振宁在某个场合提到年轻时在西南联大和黄昆同一宿舍两人经常争吵、讨论的经历时，总是说那是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时光，而黄昆在谈到那段时却说：“杨振宁的思想活跃，观点深刻，和他接触是很大的享受，总的来说是一边倒，我从他身上吸收到很多东西。”

　　谈到500万元怎么花的问题，黄昆首先想到的却是：“司机希望能够解决汽车更新的问题，汽车最近老出毛病。据司机了解可以这么用，是合法的。我曾经在几年前得过何梁何利奖，对生活有很大帮助。从个人来讲，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的钱。”

　　正是因为要求严格，黄昆谈起了自己的“缺点”：“我过去曾经迷信天才，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我觉得他勉强能做物理工作；比我差的，就认为一钱不值；比我好的，就觉得不得了。”

　　吴大猷、莫特、玻恩、杨振宁等人都对黄昆的一生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70年代末，黄昆能够重新走上科研岗位，焕发科研第二春，也是因为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过问，这段经历甚至写进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记者很想知道一个答案：“谁对您的一生影响最大？”

　　“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谁知黄昆异常坦率，“像我这样考虑问题，没有太大的天赋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过去教学时，大家评论我课上得还不错，我也认为是下了功夫的，但就是对一个个学生不太关心。因为我认为上课也是培养人，讲课是我的责任，我尽了我自己很大的努力。”

　　“这么多学科，这么多研究人员。很难想象我怎么会得了这个奖。”黄昆似乎仍然没有从听到消息的惊讶中回味过来，“我得过一个何梁何利奖，那时还说得过去，但现在这个最高奖，帽子似乎太大了，对我来讲这个奖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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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告一段落，望着起身整理资料的黄昆，记者不禁想起北京大学物理系师生在他70华诞时赠送的一幅对联：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

　　38个字浓缩了黄昆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