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他来了,开创了一个平面媒体印刷的新时代;今天,他走了,他开创的时代仍在继续……
2月13日,王选走了,69岁。对现在这个时代来说,这个年龄应该还算年轻,他的离去带给我们太突兀的震动。
有网友在网上深情留言:
仓颉教会了我们文字
从此,在竹木和甲壳上,我们刀刻历史
毕昇传承了我们活字印刷术
从此,用泥字和铅字,我们印刷历史
王选推广了激光照排
从此,我们用激光快速地排版历史
人们称他为“当代毕昇”,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实现了人生众多梦想中的一个;大家奉他为一个企业的精神领袖,他却说自己不是企业家,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当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他始终坚持的是,一个好的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
这就是王选!一个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的科学家、企业家。
也许在中国,没有哪一位IT界人士的去世能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在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IT产业中,王选所做出的突破性贡献是他倍受尊敬的主要原因。
那是汉字印刷与传播的又一次千年革命,同时也是一次拯救——1979年,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来到中国,在我们这片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古老土地上,自信地展示他们制造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最终没能满载而归,在中国,照排确实淘汰了铅字,但技术主动权握在了中国人手中,王选在其中居功至伟。
告别铅与火,迎接光与电,在上世纪80年代,王选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不仅改变了科技的进程,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
激光照排产业的推手
1974年8月,经周总理批准,中国开始了一项被命名为“748工程”的科研,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王选的头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他最终成功地让这一想法“挤”进了“748工程”。
1975年英国正在研制的“激光照排”四代机即将问世。中国正在研制照排系统的5家,分别选择了二代机和三代机。王选则认定:不能搞二代机,也不可搞三代机,要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1979年7月27日,在北大汉宇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的计算机房里,科研人员用自己研制的照排系统,在短短几分钟内,一次成版地输出了一张由各种大小字体组成、版面布局复杂的八开报纸样纸,报头是“汉字信息处理”六个大字。这是首次用激光照排机输出的中文报纸版面。
这就是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并针对汉字印刷的特点和难点,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参数)描述笔画特性的方法,并取得了欧洲和中国的相应发明专利。
这些成果的产业化和应用,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彻底改造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技术。他的发明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1981年7月,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华光I型通过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举行的部级鉴定,鉴定结论是“与国外照排机相比,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领先,激光输出精度和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之后,华光Ⅲ型机、Ⅳ型机、方正91型机相继推出。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我国第一家试用华光Ⅲ型机的报纸,第二年,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卖掉了全部铅字,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彻底废除了中文铅字的印刷厂。
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了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三十年间,王选的技术在方正的研究体系中,不断创新,最核心的产品RIP(光栅图像处理器)经历了八代产品的升级发展,该核心技术的领先性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王选对汉字在信息时代的生存所做的贡献,如何评价都不为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花巨资引进的外国照排系统均告失败,质疑汉字是否可以生存于信息时代的声音此起彼伏。退一步即使外国公司突破了汉字处理技术,我们将面临全国印刷市场的全面崩溃,巨额的支出和面临无密可保或效率低下的两难境地。许多国人都在努力。王选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说得夸张些,现在所有涉及计算机的汉字处理技术都和王选的贡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技术转变为财富
王选教授的另一个创新之举在于,上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工作。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王选是一个少有的能把创新技术与市场完美结合的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在他的努力下,激光照排行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82年,王选获得了中国的第一个欧洲专利。之后,他主持开发的电子出版系统,占领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海外华文报业80%的市场。他参与创办的北大方正集团的电子出版系统用户中,包括中国香港的《明报》、中国台湾的《中央日报》,以及日本的许多报业集团。方正以此起家,一些外国公司,如美国HTS甚至被其挤出市场。在中国产品普遍技不如人的时代,以技术立足的王选是具有特殊含义的。
1989年,他与潍坊计算机公司合作的华光Ⅳ型机开始在国内新闻、出版、印刷业波澜壮阔地前进。这年年底,所有来华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大陆市场。而为了让技术合作彻底转化成经济实体,1995年,他主持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方正集团会师,随后北大方正推出了著名的排版软件“飞腾”。
著名的北大方正集团的诞生,也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的诞生,采编流程管理、检索、远程传版、彩色出版……王选不断让方正诞生新的技术成果。到了今天,在全球华文出版印刷领域,方正的招牌如雷贯耳。在中国,方正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
方正公司核心产品RIP(光栅图像处理器,主要用于激光照排输出)已经带来了数亿元的销售业绩,该技术至今依然为方正电子贡献着价格不菲的收益,而这款产品研发则来自于王选的心血。RIP的成功,为方正积累了第一桶金,从方正电子,先后诞生了方正科技、方正数码等一批方正系公司。
方正的精神领袖
1995至2002年,王选一直担任方正集团的领导职务。在他的带领下,1996年北大方正的年产值就达到40亿人民币,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
不过,对于自己的成就,王选自己却非常谦虚。王选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方正集团能迅速发展,得益于一批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的紧密结合。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他笑称自己的董事长职务是卖狗皮膏药。
王选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企业家,也从未任过方正总裁,然而他却是方正集团真正的象征、精神领袖,人们说“王选就是方正”。因为人们认为,王选给北大方正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先进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
王选的“执着的创新精神”已深深地渗入在方正集团血液里,无论是以照排系统为主业务的方正电子、还是以PC及PC相关为主业务的方正科技,都始终不懈地技术创新。而方正电子、方正科技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综合实力第一的IT厂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深刻领悟到了技术创新的精髓,在战略层面的高度把它看做企业的生存之本和竞争力的强大引擎。方正发展史就是不断技术创新的写照,同时更是中国IT业界技术创新的标杆。
事实上,早在1993年,王选就已萌生退意。1999年,王选再次表示要辞去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并提出在适当的时机将辞去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一职,但由于当时集团仍在改革阵痛中,王选的淡出计划只好作罢。2002年,王选终因身体原因全身隐退。
“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作为方正永远的精神领袖,王选生前谨慎地规范着自己的影响,只有在方正内部爆发严重的派系斗争的时候,生性淡泊的他才会现身前台,这时的王选,不怒自威。
即便在担任香港方正董事局主席的日子里,方正人也是以“老师”称呼王选,这个称谓很快在整个中国IT产业内成为习惯,人们发自内心。而王选保持了冷静,”我知道我的优点,我知道我不行的地方,我也知道我已经60岁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里,60岁很难跟得上技术的迅猛发展,我这个年龄容易阻碍年轻人的发展,退下来后绝不做“太上皇”。王选此后确实没做“太上皇”,他很快地退出了方正核心权力层。
方正的人事变动没有改变王选的理想追求——创造世界领先的技术,将这种技术产品化产业化,领跑世界。因此,王选自有其处事的标准与原则。其实,方正集团怎样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一个民族的理想。
现在,方正电子内部一直在使用着一个叫做“748”的局域网域名,很多研发人员的机器都被分配到该域中,而域名的来历也和王选有关。1974年,周总理找到了北大的王选,希望他能担当起汉字激光印刷项目小组的总负责人,王选欣然领命时正是1974年8月,“748”工程由此而生,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连续不断地开展了30年。
“其实,王选并没有完全离开方正,作为集团的董事和方正控股的首席科技顾问,他依然是方正事实上的精神领袖。”作为“王选后时代”的接班人魏新说。
希望做个好人
王选平时最爱穿的就是白衬衫和卡其布的裤子,膝盖那里经常磨得发白。王选去参加外面的活动,总是随身带着西服,到方正集团里面把西服穿上,活动完了,再脱下来,换上平日装束。
他很欣赏北大学生的一种说法: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他说:“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决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
王选倡导“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他说:“自信是什么?是相信自己。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要具有卓尔不群的洞察力和远见。在科学界,曾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所谓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捡兔子的人。指兔子的人就是指明科研方向的人,打兔子的人就是进行科技攻关的人,捡兔子的人就是让技术在市场上能够产生效益的人。因此,对于一个科研岗位上的领导者来说,他应该具有这种指兔子和打兔子的能力。”
王选希望自己做一个好人,他的一条著名语录是,“什么叫好人?北大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根据现实情况,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好人王选长年为自己获得的荣誉感到不安,他把上千万的奖金几乎全捐了出去,并固执地认为自己“剥削”了很多年轻人的荣誉。
“王选老师”,20多年来,人们都乐意维护这种称呼,发自内心。实际上,这位身体单薄、一贯说话轻声轻气的科学家,也只有在谈到方正青年人的成就时,才会眉飞色舞、语调急促,媒体当时的采访描述是:“他恨不得把所有有成绩的人挨个儿称赞一番”。
在中国科技界,待人宽厚、温良恭俭的王选,已成为一种精神的代表。古书曾对所谓“方正之士”下过定义:“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好人王选,可谓方正之士矣。如今人们需要祈祷的是,王选的精神不要跟我们渐行渐远。
王选语录
──发展计算技术不但是国际潮流,也是国家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从事有趣的、富有挑战性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法国作家莫泊桑有一个座右铭:“一个献身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这也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然要失掉不少常人能够享受的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
──小时候起,我们就受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教育,对于一个正处于兴旺时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则要警惕“成功是失败之母”:今天的巨大成功中常常隐藏着潜在危机,也即未来的“失败之母”。
──我也有一句话形容自己:“我是一个曾经作出过贡献,今天高峰已过,赶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计算机专家。”
──中国古代讲究“立大志者要修身”,提倡律己和宽容。“小不忍则乱大谋”、“宰相肚里能撑船”、“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等古代名言今天仍有价值。在中国的国情下,一个集体能否形成团队精神,往往与该集体的领导人的品质有很大关系。
──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自己不要把做官当成一种奋斗目标,甚至也不要把当上院士作为奋斗目标,如果老想着当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