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工作者，一生的经历就好像是一出戏，这出戏演出要成功，有两个必需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有一个舞台，对我来说，这个舞台是科学院和大气物理所给我的；同时，还要有众多的演员，彼此帮助，彼此和谐，这出戏才能够演出成功。”

——叶笃正 　　　　

　　眼前的叶笃正，人如其名，显得那么纯厚、正直。

　　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叶笃正显得很平静。他说：“能够获得这项大奖，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我以一个平静的心情来接受，因为这个崇高的荣誉不只是对我个人科学生涯的一个肯定，更是对我的合作者、我的同事们和整个气象科学界的努力探索、勤奋工作成果的赞誉。”

　　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自然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对人生也有着超乎常人的感悟。听他讲述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你的心灵似乎也会跟随他走过悠远的岁月。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为我们祖先辉煌的业绩而感到骄傲，也都会对新中国成立前人民所受的各种残酷压迫和灾难感到耻辱。要把祖先的辉煌当成动力，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也要把过去的耻辱当成动力，为彻底清洗它而奋斗。”

——叶笃正

　　1916年，中国有了第一份气候记录。也正是这一年，在天津一位清末道台的家中，叶笃正出生了。在家中十五个孩子当中，叶笃正排行老七。十四岁以前，叶笃正没有进过学校，接受的都是私塾教育。1930年，叶笃正进入著名的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开始全面地接触、认识了社会。

　　“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省政府旁边，一个老人在卖东西，省政府的兵不让他在那儿卖，还踢了老人。我看见后很生气，说你不让他卖，就让他走好了，你踢他干什么？结果这个当兵的把我也带到省政府扣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社会上有完全两样的人——一个是欺负人的，另一个是被欺负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3年后，日本人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强行规定为“非军事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一场民族的悲剧开始降临到中国人民身上。在“华北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叶笃正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即将中学毕业的他差点儿被学校开除。

　　“张伯苓校长很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很支持抗日，但是他不让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会解决什么问题呢？你被打了，被抓了之后，还是学校的问题，学校还得去救你们。可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后果什么的。”

　　在那个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叶笃正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定下了远大的目标。

　　“南开中学的理科教育很好，培养了我学理科的兴趣，我立志要念科学，将来一定要把科学搞好。中国人实在是被人欺负得太厉害了！我感到，许多双脚踩着我，我透不过气来。”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的叶笃正很快参加了这场运动。两年后，他回到学校，在乒乓球台边结识了学长钱三强。在钱三强的劝说下，叶笃正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专业。

　　1945年，叶笃正远赴美国留学，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C.G.罗斯贝。

　  “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后最担心的就是报国无门，是新中国的成立召唤我回到祖国，使我有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舞台。”

——叶笃正

　　1949年，远在美国的叶笃正结束了学业，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引起了美国气象界的关注。这篇对现在的天气预报仍然影响深远的论文，给当时的叶笃正带来了一份年薪4300美金的工作，而当时一个小型大学教授的年薪也不过5000多美金。在“祖国需要我”的信念支持下，年轻有为的叶笃正拒绝了美国气象局的高薪挽留。为了便于签证，他在老师的帮助下，恢复了学生身份，经过一年漫长的等待，1950年10月，就在新中国欢度第一个国庆日之时，叶笃正登上了一艘将在香港停靠的轮船……

　　叶笃正的回国，使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增加了除竺可桢、赵九章以外又一位杰出的气象学家。回到国内，叶笃正很快投入到我国大气科学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当初那个只研究古典气候的十几人科研小组，已经发展成为现在国际知名的大气物理科学研究所，研究范围几乎包含所有大气科学的分支。

　　1979年，叶笃正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带领中国气象团访问美国。一位当初曾极力劝阻他回国的同窗好友，29年后见面的第一句问话是：“您后悔吗？”叶笃正的回答是：“我现在一点儿不后悔：第一，我是中国人，我给中国做事，给中国老百姓做事；第二，美国不会给我这么一个舞台来提意见、搞规划。”

　　“他已经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命脉，科学的思维对于他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过去主要是带动大气所，现在他带动的是气象科学乃至全球变化的全局。”

——动力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崇银 　　

　　目前中国在国际大气科学方面占有一席之地的几个研究方向，都与叶笃正的学术贡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理说，以往的成就完全可以牢固地确立他在气象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可是他不顾年事已高，又开始全力投入到另一个新的、在国际上尚处萌芽阶段的研究领域——“全球变化”，因为从这个学术问题上，他看到了人类不可忽视的困境。

　　“1984年，包括美国科学家马隆（音）在内的几个科学家提出了‘全球变化’这个新概念，但不少人不赞成，于是马隆（音）到中国来找我探讨这个问题。我那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既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用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近百年来，人类无序的活动造成了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在人们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喜悦中时，叶笃正却心怀一份深深的忧虑。作为一位近九十岁高龄的科学家，他感到了时间的紧迫。近年来，叶笃正一直从事旨在充分利用全球变暖的正面效应降低其负面效应的研究，并在2003年首次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人类无节制的活动可以导致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牵制了人类的活动，这样彼此的交叉互动，会把人类带入一个无法返回的困境；人类必须限制自己的行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至此，叶笃正使中国的气候研究走进了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方面面。

　　2003年5月27日，从瑞士首都日内瓦传来好消息：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举行会议，决定将第四十八届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国际气象组织奖（IMO）授予中国气象学家叶笃正，理由是：建立青藏高原气象学，发现大气环流的突变，提出大气能量频散理论，倡导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的全球变化研究和人类有序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等。

　　“叶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他考虑问题不是仅从大气所出发，而是从国家、世界科学的发展着想，这是一个大科学家的胸襟。科学研究及科学活动应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全人类，如果考虑到别的，例如个人或本部门，就容易搀假。”著名动力气象学家李崇银的这段话，不正是对叶笃正学术生涯的最好评价吗？

　　“一直以无尽的热情和善良帮助学生的叶教授得到了他遍及世界各地的弟子们的高度尊敬和感激。”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法罗

　　“我带过许多学生，我最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学生，我喜欢敢于和我对话的学生。他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敢和我说‘不’，敢于向权威挑战。如果我的学生不比我好，那我就失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超过我，这样我才有成功的感受。”在培养、提携后辈人才上，叶笃正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叶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伟大的，无论是在做学问、做人还是治学上。”谈起自己的恩师，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荣辉感到由衷地敬佩。“我1965年有幸成为叶先生的学生。叶先生最恨‘不懂装懂’了，认为在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儿马虎。学生们在做研究时往往喜欢用‘发现’这个大字眼，叶先生对此很不高兴。‘你发现了什么？你就用指出不就行了吗？’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也这样要求我的学生。”

　　“‘文革’前，学生们的经济很紧张，我那时一个月才40几块钱的生活费。每次出差或出去办事，都是叶先生花费，他是那么宽容、和蔼，从不计较什么。”谈起从前与老师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黄荣辉至今满怀感激。

　　在良好的“人才师承效应”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叶笃正身边的几个人。对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王会军深有感触：“叶先生人如其名，是个正直的人，有民族精神，有科学家的良知，大气物理所能有这样好的学风传统，与叶先生等老一辈人的带动不无关系。”

　　“我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完成大部分计划，人生将没有遗憾。”

——叶笃正

　　叶笃正从小就喜欢运动，如打乒乓球、溜冰、科学考察等。1950年回国后，他每天都坚持走路上班，他说，这样既不耽误时间，又能活动身体。到了晚年，散步成了他每天的锻炼项目。业余时间，叶笃正喜欢看金庸和梁羽生写的武侠小说，他认为“脑子必须用，否则就会生锈，但如果绷得太紧了，弦就要断，因此要松弛有度”。

　　近几年，由于视力下降得很快，他被迫放弃了多年以来看武侠小说的爱好，每天靠听老伴儿读报来了解外面的信息。老伴和他乘同一艘船从美国回来，两人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分开过。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老两口只能互相照顾。

　　“今后10-20年，大气科学要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最近一、两个月，我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作好准备迎接发展的。”现在，年事已高的叶笃正仍然没有停止自己钟爱的研究工作。“我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可是时间总是不够用”，他说。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多年来总是随身带着本子，将自己想到的问题和偶尔出现的灵感记下来，并敦促自己尽快行动。

　　今天，叶笃正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鲜花和掌声是党和人民对他的贡献的肯定，对于这位“广受尊敬、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来说，获得这样的崇高荣誉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