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恩泽，84岁，著名石油化工专家，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6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08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推门进去的时候,闵恩泽还伏在办公桌前和一位年轻人谈论工作上的事，他一边笑着示意记者落座，一边回身把事项一一交代完毕。84岁的闵恩泽已经把上班当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上9点多钟，闵恩泽穿着深蓝色的厚羽绒外套，戴着棕色的“老头帽”，花15分钟穿过中国石化研究院的家属区，走到办公楼。一层对着楼梯的墙上，挂着他和夫人的大幅照片，两个人同为中科院院士。“工作很有乐趣嘛——”闵恩泽操一口四川话，慢条斯理，抑扬顿挫。

2008年1月8日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国家主席胡锦涛把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发给闵恩泽，台下镁光灯闪成一片。从电视到报纸，人们认识了这位总是乐乐呵呵的老先生，也知道了一个不熟悉的名词：炼油催化剂。

“第一个馒头”

研发炼油催化剂，是闵恩泽事业的起点。催化剂技术是现代炼油工业的核心工序，被称作石化工艺的“芯片”。在高温高压下，石油的内部成分通过催化剂转化成不同产品。可以说，现代催化剂技术决定了石化工业的发展，因此，多年来各国都对催化剂技术高度保密。

100多年前，美国人率先用催化剂加工石油，从此决定了全世界炼油技术的方向。上世纪50年代，中国完全没有研制催化剂的能力；60年代，中国跃升为能够生产各种炼油催化剂的少数国家之一；80年代，中国的催化剂超过国外水准；本世纪初，中国的绿色炼油工艺开始走向工业化。

有人如是总结：这几次技术跨越，闵恩泽功不可没。他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可以用上百亿、甚至上千亿来计算。“很多人挺关心这个问题：国家奖给您500万，您怎么花？听说您都要捐出去？”听记者问完，他歪着头，想了一下说：“这500万不是全部给我的，其中50万给个人，其余450万给整个科学研究院做课题研究。哎，我告诉你我以前的事。”闵恩泽往前倾了倾身体，“我在美国念书时，挣钱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改善生活。后来回到祖国，我每月270块钱，加上我夫人的工资，俩人挣500多块呀！”

那个年代，普通人月收入能达到三四十元就很不错了，闵恩泽夫妇称得上“金领一族”。两人工作之余，一大乐事就是下馆子“狠撮一顿”。“那时北京吃饭的地方极少，下馆子要排队。”闵恩泽一脸幸福地回忆，“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吃饭，座位不够，我们和别人共用一桌，结果把别人的饭吃掉了，哈哈！”偶尔下馆子是闵恩泽生活中唯一的“挥霍”，他大部分节余的工资都资助给亲友生活、读书。

“现在国家把我‘包’了，我还有钱，国家又给我奖励，怎么用？一句话，回报社会吧。我想再添点钱，奖励院里的创新课题研究。现在的奖励政策，都是科研成果工业化后才给奖。我总是举三个馒头的说法：一个人，吃第一个馒头不饱，吃第二个馒头也不饱，吃第三个馒头才饱。在科研成果工业化后给的奖，就是最后一个馒头。在现实中，往往把第一个馒头忘掉了。我觉得现在需要激励原始创新，有必要设一个奖，给的奖就是第一个馒头。”

“赶上了好时候”

获奖的消息传来，闵恩泽被学生们拉到饭馆“宰”了一顿，他冲着记者乐：“得了奖高兴啊，不过也如释重负。”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评审过程差不多要10个月，历经层层申报与审核，这期间时不时就有人来打听：“闵老，您这次应该会评上奖吧？”问得多了，闵恩泽就有压力。得知获奖那天，学生和同事起哄要闵恩泽请客，闵恩泽也十分开心：“我很幸运！也赶上了好时候！”

闵恩泽说的好时候，始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中国在炼油技术上几乎一片空白，炼油厂也都由苏联援建。但从1960年开始，苏联逐步减少对我国供应催化剂。特别是到了1964年初，苏联停止了对我国供应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这是一种用于生产航空汽油的催化剂。如果没有航空汽油，飞机就上不了天。“当时，我们库存的这种催化剂只够用半年。石油部决定自己研发生产，部长下令让我负责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在闵恩泽临危受命之时，国家也调拨了大批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通常在凌晨1点的时候，大家才抽空一起坐下来开个会。经过三个月异常辛劳的工作，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研发成功并顺利投产。当人们欢呼雀跃之时，病魔又向闵恩泽袭来。

这一年的秋天，闵恩泽鼻炎发作，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得了肺癌。医生没有告诉他真相，只安慰他说是长了良性结核瘤，动个手术就没事了。对医生的话，闵恩泽既不多想，也不疑心。很快，在切去了两片肺叶后，闵恩泽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直到4年后一次体检中，他翻看病历，才知道了真相。“这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好像没什么事了，我也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多年后，女儿评价父亲：“脑子太单纯，只会想催化剂”。奇怪，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人，每天开开心心地上班下班，有名有利的事总是让给别人，一边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一边创造科研的辉煌。

“没想到国家这么信任我”

认识闵恩泽的人，都知道他脾气好，不跟人争执，不固守己见，有些事放到别人身上非愁死不可，可他照样能乐颠乐颠地过日子。聊起从前的成就，他常常就一句话：“我比较幸运嘛。”

其实，1955年从美国回到祖国时，闵恩泽并不幸运，连工作都找不到。“那时，大家不敢用我，有顾虑，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人。我妻子是上海人，原本打算在那里工作，找了纺织工业部一个官员，他没敢要我。接着，我又到北京找了一些单位，他们也都不敢要我。不过，后来还是有单位要了我，做催化剂研究工作。”

此前，闵恩泽的专业和催化剂并无直接关系，但能在一个岗位上为国家效力，闵恩泽已然很知足。“后来，石油部把研制国产催化剂的重任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没想到国家这么信任我！”

中科院院士何鸣元与闵恩泽共事多年，最推崇的就是闵恩泽这份不挑不拣的品性，“搞科研的人往往以兴趣为主，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什么，他就研究什么，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闵恩泽记忆力好，说到往事，很多细节都能回忆得一清二楚，而且常常是边说边笑，乐得自己有时候都停不下来。“我在美国时，特别喜欢一种甜点，南瓜做的，两毛钱一个。那时候没钱，舍不得吃，到现在还记得味道。回来以后，在兰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吃得不好，早上吃一种绿绿的东西，我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刚一皱眉，旋即又弯了弯眼睛，“呵呵！其实，吃的差也有好处呀！不生病，心脏和血压都正常。后来去了湖南，吃得好了，可是得了高血压，因为在那里吃的都是猪油。”

在“文革”期间，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被下放到外地，闵恩泽独自带着孩子留在北京，吃饭成了难题。“这没什么可怕的。我自己学做饭，我家里以前有个舅父开饭馆，他给我写了好多菜单，都是秘方呀，我都留着呢！”闵恩泽比划着背菜单的时候，只要旁边有自己的学生，语气中又多了一丝自豪与得意：“他们也都吃过我做的菜！”

晚年时的闵恩泽，屡受胆囊炎、胰腺炎、高血压等疾病的侵扰，现在还患有前列腺癌，“医生说我可以多喝咖啡。这我最喜欢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喝一杯。”闵恩泽吃东西也不忌口。到老家成都出差，他总要抽时间去武侯祠对面的老面馆吃上一碗面；路过街边的冷饮店，他也要进去买个冰淇淋出来，慢悠悠地边走路边吸吮着。这样一位老人，病魔恐怕也被他逗乐了。

爱工作，也爱“超女”

闵恩泽小时候家境优越，生活也算安宁富足。不料，上中学时却遭遇了抗日战争，他经常从屋里跑出去，躲避日军飞机轰炸。“那叫跑警报，日本鬼子搞疲劳轰炸，有时我们跑出去了，他又不炸，折腾人。有一次我干脆不跑了。想不到，他还真炸了。”闵恩泽用手比划着，嘴里还模仿着飞机扔炸弹的声音，“很快，‘轰’地一声，我家的仓库炸没了。”外敌入侵的这段历史，让闵恩泽铭记在心，难以忘怀，也激励着他一辈子都在刻苦求学，勤奋工作，报效国家。

进入21世纪，随着石油紧缺和环境污染加重，很多国家都在开发清洁再生能源。闵恩泽也带着一个团队，研发生物柴油生产工艺技术。“生物柴油目前还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因为我们使用的桐籽油之类的植物原料，价格太贵了，一般都要7000到9000元一吨，而柴油才5000元一吨。另外，政策也要求不能跟粮油争地。所以，我们现在尝试用海藻做原料。至于能否更便宜，现在还不好说。”谈及工作和科技问题，闵恩泽出言谨慎而谦虚。事实上，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在世界生物柴油的生产工艺技术领域里，已实现了后来居上……

闵恩泽有个习惯，不管谈论什么事情，最后都能把话题转回到工作上来。但他也不是工作狂，对生活情趣的享受，不比年轻人落伍。闵恩泽喜欢流行音乐，“超女”冠军李宇春的歌，他能哼上两句；最新版的《上海滩》，他也是张口就来。时间充裕的时候，他会系上围裙，给家人和学生们露一手。就像爱因斯坦着迷于小提琴，居里夫人操持家务一样，热爱事业的闵恩泽，永远跳动着他那颗热爱生活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