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化学家，他的科研成果使中国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生产应用大国，所引发的“中国冲击”成功改写了国际稀土产业格局；

　　作为教育家，他撰写的重要教材哺育了中国几代化学工作者，仅在北大工作的学生中就涌现了3名院士、3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作为年近9旬的老人，他依然活跃在科研前沿，亲赴边远矿区考察，为稀土资源优化利用而操劳。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徐光宪。认识的人，都叫他“徐先生”。

　　9日上午，万众瞩目下，徐先生从胡锦涛总书记的手中接过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证书。

　　“获奖感言”：“我比不上他们”

　　先生很谦逊。

　　因为要见记者，先生特地穿上新皮鞋，打上领带，早早来到会议室。先生身边的人说，他是为了表达对晚他好几辈的记者的尊重。

　　一头银发，一架金丝眼镜，一张略显清瘦的脸庞。老人安安静静地坐着，沉稳得像一座山。记者把录音笔话筒别在他的衣领上，先生很配合地侧过身子；有人给他照相，希望他抬抬头，先生就一直抬着头，目光似乎在问：这样行吗？他还略带歉意地提醒记者，自己听力不太好，提问时声音最好大一些，并一再为自己浓浓的绍兴口音表示歉意。

　　接受采访前，先生和记者一起看学校为他获奖拍的短片。他凝视着荧屏，听着赞扬的话，神情里流露出明显的不安。

　　“北大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我获奖的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完成的，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他说。

　　“我一生在科研上三次转向，在四个方向上开展研究。在这四个方向上，我的学生已大大超过了我。我比不上他们。这是真心实意的话。”

　　先生如数家珍：他的学生黎乐民院士在量子化学领域，黄春辉院士在稀土配位化学和光电功能材料方面，高松院士在分子磁体方面，长江学者严纯华在重稀土萃取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大大超过了我。”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先生，我非常高兴。”徐先生真诚地说，“这不是谦虚，是实实在在的话。”

　　先生对其他科学家也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之情：

　　“以前获奖的，拿袁隆平来说吧，我就比不上。他不但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对世界粮食问题也有很大贡献。”

　　“1991年，国家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钱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美国也把他评为20世纪的世界大科学家。”

　　“还有托起‘两弹一星’的23位杰出科学家。他们的贡献特别巨大……”

　　“我比不上他们，真的！”先生这样结束“获奖感言”，语气愈加诚恳。

　　成功之路：“不怕别人说我提傻问题”

　　先生的成功之路不平坦。

　　兵连祸接，家道中落，16岁的徐光宪为早日工作养家，上学选择了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学校解散，他转至设在寺庙里的宁波高工继续求学之路；旅费被骗，身无分文，他只身来到上海，晚上做家教谋生，白天到大学听课。为了省钱，他最后考取了学费最便宜、还有奖学金的国立交通大学。

　　大学毕业一年后，他借钱自费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但钱很快用完了。为了奖学金，他“背水一战”，以两门功课满分的成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量子化学。

　　1951年回国教书、从事科研后，为了国家和学校需要，先生三次改变研究方向；在“文革”被关过，放过牛，种过田，烧过锅炉。次次从头开始，次次都有建树。

　　作为科学家，他如何从艰难走向成功？作为教育家，他又如何带出了一批杰出的学生？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微笑着讲起了他小时候的“傻事儿”。

　　“小时候，我好奇成癖，爱提问题。”先生笑着回忆道，“我常问大人：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大人不回答我，说我提傻问题。”

　　许多人的好奇心就像流星一样，但童年的徐光宪没有放弃。“我不死心，仍然记着这些‘傻问题’，总希望有一天把它搞清楚。”

　　“为了找到答案，除了查书，我还在哥哥帮助下，用两块透镜和纸筒做了一个望远镜。”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答案。天上有多少星星？银河系有1000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整个可见宇宙，大约有100亿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系；头发有多少根？大概黄种人12万根，白种人10万根，黑种人14万根……”

　　“现在，我们中小学课堂不鼓励学生提问。”现在社会上应试教育倾向依然明显，先生特别希望中国的每间教室都能呈现这样一种朝气蓬勃的景象，“老师要鼓励学生提问，树立年轻人的好奇心。老师不是万能的，不一定要回答出学生的每个问题。回答不出来，就老实告诉学生。”

　　说到这里，语气一直平和的先生激动起来：“小孩子好奇心很重，不但不能压制，还要鼓励。很多人搞科研，搞创新，动力就是好奇心。”

　　“老师与学生是平等的关系。学生不是什么都要听老师的，老师也能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作为执教58年的化学教育家，先生的师生观竟是如此通达……

　　平常心境：“我是个金庸迷”

　　先生不服老。

　　“中国科技发展，年轻人有责任，老年人也有责任。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文俊先生，在年龄很大时才开始搞机器证明……”

　　交谈中，先生不时主动挑起许多“时新”话题。他的学生严纯华说，先生是他们那一代老教授里第一批学会使用电脑的。现在，先生每天要花大量时间上网，了解各种信息，并经常把有用的东西“打包”转发给大家。

　　先生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的学生说他“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了”。

　　许多科学大师在音乐、艺术方面颇有造诣，先生坦承自己不懂。“音乐和艺术需要天才，我没有这方面的细胞。”让人意外的是，先生自称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庸迷”。“晚饭后，我经常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感到倦了，放下就睡。”老人说自己还爱看“三国”“红楼”。

　　围棋是先生保持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但年纪大了，精力吃不消，就自己放弃了。拿得起，更放得下——先生对围棋如此，对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也是如此。

　　“文革”中，先生被当作“特务”关了好几个月，出来后还被人监视。但他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上，从不对人讲自己的遭遇。

　　同窗共读，同年回国，同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学部委员，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先生和妻子高小霞“十同”的故事在高教科技界传为美谈。令人痛惜的是，1998年，妻子患病，不幸去世。

　　巨大悲痛中，先生很快瘦了下去。但为了妻子的遗愿，为了钟爱的科学事业，先生逐步恢复了与学生的学术讨论，并努力调节好自己的状态。

　　几个月后，先生回到了科研第一线，虽高龄而不辍。先生说：“我有稀土情结，永远解不开……”

　　面对重奖：“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

　　先生对钱没“感觉”。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先生可以支配一笔高达500万元的巨额奖金，其中50万元归个人所得，另外450万元可由他用作自主选题的科研经费。

　　“我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先生非常认真地说，“我得的奖是集体的工作成果。我已经跟大家说好了，包括那50万元在内，全部都拿出来。几个研究团队要好好商量，怎么分配使用这些经费。经费要以稀土为主，要全部放在几个课题组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把钱花在科研上，花在助弱扶贫中，先生非自今日始。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先生把编写《物质结构》一书得到的5000多元在当时堪称“巨额”的稿费全部捐给工会，用于补助困难教职工，还一再请求工会“不要声张”。

　　20年前，他的一位学生因孩子脑瘫而陷入困境，先生按月用稿费接济这位学生。大年初一清晨，又摸黑把亲手烹好的烧鸡、八宝饭送到学生的宿舍。提起此事，先生语气中满是遗憾：“我无法帮他更多……”

　　2005年，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得到百万港元奖金。他毫不犹豫地拿这笔钱设立“霞光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热爱祖国、努力学习又家境贫困本科生……

　　如今，先生年近九旬。年寿越高，他对名利看得越淡；看透了许多，他拥有了更多。

　　淡定，又充盈，这就是徐光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