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科学技术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科学,属于高技术范畴。从本世纪初发现原子核到今天,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核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目前已发展到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程度。
回顾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更令人振奋。仅仅40年时间,它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旧中国,我国科学研究的基础十分薄弱,核科学研究更谈不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集中了国内的核科技人员和一部分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留学生,创办了以吴有训、钱三强、赵忠尧为首的中国近代物理所,开展了对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和理论物理的研究。那时候,面对外国的封锁禁运,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所有的实验仪器设备都由自己动手研制,并且还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了原子核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这一段开创时期的工作,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50年代中、后期,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即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指导下,在核工业建设的推动下,我国建成了较完整的原子核科学技术的研究体系,系统地开展了核物理、放射化学、放射化工、反应堆物理及工程、放射性同位素制备、稳定同位素分离、受控热核反应、放射性地质、粒子加速器技术、核探测技术、放射性卫生防护等方面的工作,逐步建设了一批核科技工业基地。
6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科学技术取得重要成果的高峰期。在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大力协同,集中了人力、物力、组织了许多优秀的核科技工作者团结一致,扎扎实实,艰苦努力,深入研究,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爆轰理论、高温流体力学、核电子学、核化工和核化学、核医学、核仪器及各种核测量、诊断技术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填补了国内这些尖端技术的空白。
十年动乱期间,核科学技术也遭到了冲击,受到了破坏,在科研发展过程的曲线图上出现了一段谷底,把原来已经缩小了的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又拉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着核科学技术向新的高峰攀登。广大核科学技术工作者奋起直追,努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0年来,我国核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能源开发方面,浙江秦山和广东大亚湾两个核电站正在兴建,它将为缓解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电力紧张状况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未来的清洁的能源——核聚变能的基础研究也已取得新的成果。同位素和辐照技术应用方面,全国已有的许多个辐照站,承担着食品保鲜、灭菌、育种、材料改性等各项任务,创造着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是:追赶、跟踪、重实用,今后应该逐步转向开拓独创、重基础。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纵观我国40年来的实践和世界上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我认为在今后核科学的发展中,注意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必须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
“根深才能叶茂”,这句中国俗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基础与发展的关系。科学研究也具有同样的道理,科学的发展永远离不开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尤其是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更有必要加强基础研究。例如,随着计算机的某些功能越来越接近人脑,为了发展计算机技术,就需开展对人脑本身的基础研究。为了进一步开发核能,更需要加强对基本粒子的研究。美国认为:“基础科研的发展是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基本条件”。日本基础科研经费占科研总经费的13%。西欧国家也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本国的基础科研,以增强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之所以在6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期,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这是与50年代所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培养出一批理论功底较深的专业人员,如果没有在反应堆、加速器、核探测技术,以及核材料(从采矿、冶炼到浓缩、加工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国要独立研制核武器并取得重大成就是不可能的。但近10年来出现了一股忽视基础科研的风气,认为只有搞应用,搞“短、平、快”,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算贡献大,搞基础科研只花钱,不赚钱,没有用。不重视基础科研,是非常有害的,这种认识持续下去,将导致科学技术的萎缩。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从整体来说,基础科研应该保持一定的比例,要鼓励科研人员投身于基础科研工作,给他们以优惠待遇,并制订相应的政策,稳定基础科研队伍。
大力开展应用开发研究
近10年来,我国核科学技术已经迈出了造福人类的新步伐,但和世界先进国家比,我们的步伐还是缓慢得多。当前世界上科技的发展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这就是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日益依靠利用基础科研成果,从科学理论的发现到技术上的开发应用在时间间隔上日趋缩短。例如:从1831年英国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到1881年制造发电机和输电设备,相隔51年。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并提出物质与能关系的E=Mc2公式,根据这一原理,40年后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57年江崎发现了电子可在微小的器件中穿透绝缘体,6年后就制造了半导体二极管。10年来,许多国家的专利与科学论文发表时间的间隔平均从8年降至7年,而美国为6年。我们国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的情况也是有的。目前虽然在某些重要的高技术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日益融为一体,但在一般情况下,科学上的成果不会自发地导致技术上的突破,应该紧紧抓住后续的开发应用,把科学上的发现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转化为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优质新产品。
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氢弹的制造技术,运用同样的原理,正在研究受控核聚变,使这种聚变能为人类所用。它是最清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理想的能源。近年来,国际上无论是磁约束聚变或是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尤其是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国际上已取得了很好的进展。我国70年代已开展了惯性约束激光核聚变的研究,进展也很不错;如果有足够资金的话,可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一项非常有前途的应用技术,我们应该有长远的眼光,花些力气,创造条件,进行更大量的、更深入的研究开发,以期早日为人类造福。
要重视科研条件的先进性,注意实验仪器的不断更新和改进,才能取得先进的科研成果
近10年来,我们国家努力改善各种实验设备,以求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例如在核物理基础研究方面,已经或正在建高能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对撞机和串列加速器,目标在于建立各种能区配套、加速粒子齐全的加速器设备;计算机的应用、数据在线获取和处理工作已较为普遍。但是在即将跨进90年代的今天,国际上十分注重高技术的发展和开发,相比之下,我们还是落后了很多。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和技术,即使有好的物理思想也是做不出第一流成果来的。例如,1942年,我曾提出用观察轻原子核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设想,但没有实验条件,半年后由一位美国物理学家按照我的设想进行了实验,验证了中微子的存在。又如,50年代中期,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建成了一台能量为1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从能量讲,当时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由于粒子流太弱,实验仪器不配套,几年内一直没有做出突出的成绩。1959年,我们在该所的一个研究组动脑筋制造了一个较大型的丙烷汽泡室,利用π介子束作为入射粒子,在这个加速器上首先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并找到了几个反拉姆达超子事例。当时,我们还设想用纯净的反质子来轰击,在反质子湮没过程中可以容易地找到各种反超子,从而积累更多的事例,以研究其性质,但限于当时的实验仪器条件,上述设想未能实现。那时我们已获得了大量实验资料,也是由于数据处理条件的限制,未能从中分析出某些以短寿命共振态形式存在的新的基本粒子。
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进口国外设备之间不能划等号,不是说只有进口外国仪器才是先进的。当然,有的仪器设备我们自己现在做不了,必须进口;有的我们自己也可以设计制造;有的设备虽然落后,但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挖潜和革新。关键是我们在进行科研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要紧密合作,注意不断改进或改造实验设备,以保持实验条件的先进性。国家要重视发展和提高我国的仪器设备制造业,以保证仪器设备的不断更新。
重视人才的培养
各个科研领域的新发现,独创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从中学开始就抓对优秀人才的培养。从我国核科学的发展历史也可以看出人才的重要性,解放初期核科学家很少,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就这几个人做了大量的打基础的工作,并培养了一批年轻人。50年代中期,从国外回来一批核科学家,加上自己培养的核科技工作者,队伍壮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核科学研究的全面、蓬勃的发展,并取得大量的科研成果。体育界的人才培养是从少年开始的,从大批人才中选拔优秀者,这样才使我国许多项体育运动跃居世界之首。因此,培养人才首先要从中、小学抓起;二要抓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培养,要抓“苗子”、“尖子”;三要创造有利于人才培养的环境和设施。
我国近10年来在核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状况,许多优秀的中学生不愿报考理工科,尤其不愿报考核科技。出现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和生活待遇问题(我国核科研基地绝大部分设在偏远地区,生活较艰苦)。需要加强宣传,消除顾虑,培养对核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荣誉感。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要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能只顾眼前。要舍得花点人力和财力,创造较优越的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将许多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使核科学技术的研究不但后继有人,而且将有更大更新的突破。
还要注意在职的科研人员的培养,组织他们参加短期培训,交流研究工作成果,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以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得到新的启发,产生新的思想。更要注意对他们的正确使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发展我国的核科学技术作贡献。
40年来,我国核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不能就此停滞不前,还有许多前沿课题需要我们去突破。例如,关于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核物质的新形态和核运动的新形态的研究、核聚变能的研究等,都需要我们去开展多途径的探索工作。此外,核技术在材料科学、凝聚态物理、超导体、原子物理、放射化学、生物物理、化学过程等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形成了许多很有生命力的边缘学科,这些边缘学科也有待我们去进行新的突破。任重而道远,这不是个别或少数核科学工作者所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代、两代核科学工作者所能完成的。我们要继往开来,一代接一代,坚韧不拔地辛勤劳动,孜孜不倦地探索自然界无穷无尽的奥秘,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转自《回顾与展望》,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略有改动)